培根(1561年-1626)隨筆《論進言》(上)

人與人之間最大的信任就是關於進言的信任。因為在別的托付之中人們不過是把生活的一部分委托給人,如田地、產業、子女、信用、某項個別事務;但是對那些他們認為是言官或諍友的人,他們是把生活的全部都委托了。由此可見,這些有言責的人更應當嚴守信實與堅貞。聰明的君主也不必認為言論有損於他們的偉名。

就連上帝自己也少不了進言,他把進言這件事定為他的後代的尊號之一,就是“進言者”或“規勸者”。所羅門曾經說過:“有忠言方有安全。”凡事必有初有次:不在言論的辯駁上顛簸,就必將在幸運的波濤上顛簸,並且可能會有始無終,成敗不定,好像一個醉人的蹣跚一樣。所羅門的兒子發現了言論的力量,就如同他父親發現了言論的必要一樣。因為上帝最寵愛的那個國家是最先被邪說分裂破壞的。這邪說有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可說是天意賦予它的,以教訓世人如何可以永遠看出邪惡的言論來的。這種言論,在人的方面,就是年輕人的言論;在事的方面,是主張暴力的言論。



帝王與言論之一體相關而不可分離以及帝王當如何善用言論之道,這兩者都由古人以譬喻說出了。其一,古人說丘比特曾娶密狄斯,這位密狄斯就是言論,古人借這個寓言表示君權是與言論一體的。其二,就是這故事的下文,古人說丘比特娶了密狄斯之後,她懷了孕。但是丘比特在她還沒有生產的時候,就把她吞入腹內,因此他自己竟懷孕在身,後來就由頭中產生了全身披掛的帕拉斯。

這個荒唐的故事暗寓君主的秘密,告誡我們君主應當如何利用朝中的言論。第一,為帝王者應當把事務交付朝議,這就好像授胎使孕一樣;但是當這些事務在議論的腹中已受捏搓,成形之後,那時為帝王者就不讓朝議去決斷並支配這些事務,好像非仗著他們不可似的;反之,卻要把事務拿回到自己的手里,並且要使世人看來那號令及最後的決斷(這些號令及決斷,因為它們發出的時候是審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就可譬喻為全副武裝的帕拉斯)是他們自己作出的,並且不僅是從他們的威權,而且是從他們的腦筋及智謀而得來的(這樣就更可以增加他們自己的名望了)。

現在談一談言論的害處及補救的辦法。求言與用言的害處有三:第一,事務為人所知,機密於是不固。第二,君主之威權減弱,好像他們做事不能全仗自己似的。第三,是奸言的危險,所說的話於進言者比納言者更為有利。因為這三種害處,所以意大利的理論和法蘭西的實行(在某幾位君王的時代)曾創密議或“內閣會議”之制,成為一種比疾病本身更壞的治療術。


說到秘密,為君主者不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通知所有的言事之臣;反之,他是可以選擇的。並且,那詢問他應當怎樣辦的人,也不一定要告訴他將要怎麼辦。然而為君主者卻須提防,不可使事機泄露,出自他們本身。至於那些秘密會議,下面這句話可為它們的座右銘,就是“我滿是漏洞”。

一個喋喋不休、以告人秘密為榮的人,其為害之烈,雖有許多懂得保密的責任的人也是挽救不過來的。有些事件需要極度的秘密,除了君主本人,不應該讓兩個以上的人知道,的確是這樣。即便是這一兩個人的言論也不見得沒有好處。因為,在保守秘密之外,還需要這些言論能繼續依著同一方針進行而不受擾亂。而要達到這種情形,為帝王者就必須做一位明主、一位自己有力量辦事的君主。那些參與機密的議事官也須是明智之人,尤其是得忠於君主者才行。英王亨利七世在面臨重大事件時從不把秘密告訴任何人,除非是摩托和福克斯,這就是一個例子。

至於說權威的減弱,上邊的例子已經表明了補救之道。不僅如此,帝王參與議論不僅不會消減其尊嚴,反而會提高其尊嚴,而且,我們也從來沒有見到過君主因為接受言論而失去臣仆的,除非某一個言事的人升擢過快,或某幾個言事的人組織過密,而這種情況應該算是例外,而且這些情形比較容易發覺並加以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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