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為充分說明友誼的這第二種功用，我們再談一談那個顯而易見、流俗之人也可以注意到的事情，那就是朋友的忠言。



赫拉克里特在他的隱語中說得好，“光明永遠最佳”。一個人從另一個人的諍言中所得來的光明比從他自己的理解力、判斷力中所得的光明更要乾凈純粹，這是無疑的：一個人從自己的理解力與判斷力中得來的那種光明，總不免是受他的感情和習慣的浸潤影響的。因此，在朋友所給的諍言與自己所作的主張之間，其差別有如良友的諍言與諂佞的建議之間的差別一樣。因為諂諛我者無過於我，而防禦自諂自諛之術，更無有能及朋友之直言者也。…

蘇拉，當他為羅馬的獨裁者的時候，把龐培（即後來被人稱為“偉大的”龐培者）擢升到很高的地位以致龐培自詡為蘇拉所不及。因為有一次龐培為他的一位朋友爭執政官之職，與蘇拉所推舉之人競選，進而獲勝。在蘇拉對此表示不滿而開始爭吵的時候，龐培反唇相向，叫他不要多言，“因為拜朝陽的人多過拜夕陽的人”。…

“喜歡獨處的人不是野獸便是神靈”。說這話的人是想在寥寥數語之中，把真理和邪說放在一處，這是很難的。因為，如果說一個人心里有了一種天生的、隱秘的對社會的憎恨與嫌棄，則那個人不免帶點野獸的性質，這是極其真實的。然而要說這樣的一個人居然有任何神靈的性質，則是極不真實的。



只有一點可作為例外，那就是這種憎恨社會的心理不是出於對孤獨的愛好，而是出於一種想讓自己退出社會以求更崇高的生活，這樣的人在異教徒中我們曾經有所發現，如克瑞蒂人埃辟曼尼的斯、羅馬人努馬、西西里人安辟道克利斯和蒂安那人阿波郎尼亞斯，而基督教會中許多的隱者和長老則確也曾如此。…

說到貴族，我們將先談論其作為國家中的一個階層，然後再談論其作為個人的身份。



一個完全沒有貴族的君主國總是一個純粹而極端的專制國，如土耳其就是這樣。因為貴族是調劑君權的，貴族把人民的眼光引開，使其多少離開皇室。但是說到民主國家，它們是不需要貴族的，並且和有貴族巨室的國家相比較，他們通常是較為平靜、不易有叛亂的。因為在民主國家中，人們的眼光是在事業上而不在個人上，或者就算是眼光放在個人身上，也是為了事業本身，要問某人是否勝任，而不是為了標榜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