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已成為我國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戰略產業，而發展文化產業，其核心在於增強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從理論和實踐兩個角度分析，能否盡快切實解決以下制約提升我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的重大問題，直接關系到文化產業能否真正成長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第一，推進文化產業的結構調整，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文化市場體系。我國文化產業許多是從文化事業單位轉制而來，文化產業結構存在天然缺陷，文化企業“散亂小弱”，低水平、重復仿制的文化產品充斥文化市場，這是我國文化產業缺乏競爭力的重要原因。加快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已成為提高我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的緊迫課題。為此，一要提高文化產業的集中度，以培育有競爭力的文化企業集團為重點，推動文化企業的兼並和重組，通過組建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域的文化集團，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資源的利用率；二要大力扶持中小文化企業，引導中小企業走 “專…

記得季羨林先生曾寫過一篇短文，稱德國的廚師為“工程師”，只能按食譜制作，哪種材料放幾克，哪種調料放幾克，烤幾分鐘。而中國的廚師卻全憑感覺和手法，菜放在鍋里抖幾下，炒多少時間，放多少調料，口味多重得按不同的原料、不同的搭配和要求靈活掌握，名廚可達隨心所欲的地步，所以稱得上是“哲學家”。

我參觀過德國人家的廚房，可以證明先生所說完全是事實。他們的廚房中少不了三樣東西：一本食譜（當然也有經驗豐富者可以不用）；一臺天平或電子秤，以便隨時按量配料；一只鬧鐘，以便精確控制時間。德國人即使不是專業廚師，當不了工程師，當個技術員也綽綽有余。盡管現在一些中國家庭裝修精致的廚房中也備了這三樣，但很少有人會像德國人這樣講究精確計量，所以連技術員也當不了。而有經驗的廚師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在餐館酒店的大廚房中似乎也沒有配備的必要，中國的名廚的確像哲學家。…

不同於公案小說之將希望完全寄托在官府，《萬秀娘仇報山亭兒》之表彰孝義、《揚溫攔路虎傳》之求助綠林好漢，以及《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之蔑視官府與劫富濟貧，體現了另一種對於正義與平等的追求。這一思路，在《水滸傳》等俠義小說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表達。以遊俠小說而論，從《聶隱娘》到《水滸傳》，中間關鍵的一環，即斥責吏治、表彰替天行道、建立有蒙汗藥與人肉饅頭的江湖世界，以及錘煉舞刀使棒功夫，主要正是由宋元說書藝人來完成的。

 話本小說根源於說書伎藝，其體制明顯帶有聽覺藝術的印記。比如，正文之前，有相當於押座文的詩詞，或“權做個得勝頭回”的入話；敘事中間不時穿插韻語，偶有用作才子佳人之吟詩作賦，但更多的是獨立的關於風景、服飾、相貌的描摹。小說結尾，或以詩句贊嘆，或直接了當地宣布“話本說徹，權作散場”。所有這些，論者多不敢漠視。…

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的長期並存，乃中國敘事文學的一大特征。清末民初知識界爭論不休的言、文分離，其實在漢代已經相當突出。可兩千年來，中國文人仍然傾向於使用文言寫作。除了表意文字無法追隨當世口語變遷外，更因古典文化的無窮魅力，以及社會形態的相當穩定。上法三代，不時成為變革政治乃至文學現狀的旗幟與口號。這種回應當代課題與保持經典范型的張力，促使文言在維持其權威性的同時，吸納部分方言、俚語及新概念，從而恢復表現力與新鮮感。想象秦漢以下的書面語言一成不變，未免低估了文言自我更新的可能性。以文學表現而言，民間口頭說唱，以及文人，“以俗為雅”的諸多嘗試，都對已有的文學經典構成挑戰，並促使其作出相應的調整。這一點，在敘事文學中表現最為突出。…

遠公上路，離宮殿，別龍樓，望廬山而路遠，睹江河以逍遙。是日遠公能涉長路而行，遂即密現神通。遠公既出長安，足下雲生如壯士展臂，須臾之間，便至廬山。

 比起宋元話本的多用口語，注重細節，長於描摹，唐人敘事語言之半文半白，明顯相形見絀。…

在傳媒文化走出去中，文化差異影響傳媒產品接受的原因是什麼，它又是如何影響接受的。這就涉及機理研究問題。所謂機理，是指“事物內部的工作原理”。[1]更確切地說，是指“有機體內部的工作原理”。[2]機理具有客觀性、因果性、穩定性和原理性。機理與機制的區別在於，後者是指機體的構造和運作方式，前者是機體內部的工作原理，是純自然體系。機理的這些純自然性，告訴我們，在文化差異對傳媒產品接受的影響中，其阻礙作用只能通過減少或淡化文化差異來規避，無法從根本上消除。這就需要我們在消費、交換、分配、生產各個環節，遵循這些自然規律，采取多元方略，最大可能弱化阻礙效應，實現消費者對傳媒產品的最優化接受。…

二、新奇性趨近機理…

跨文化傳播中，各民族國家在語言、歷史習慣、價值觀、思維方式及所屬文化模式上存在差異。對於傳媒產品消費者而言，就形成一種陌生感，從而有一種本能的排斥。這種排斥不僅是對傳媒產品社會客體的排斥，更重要的是對精神客體的排斥。不同文化模式的人們，有自己的知識地圖與認知圖景，會按照此去認知、理解與評判新事物。一旦新事物超出他們的知識地圖與認知圖景，便有可能遭到排斥。並且，人們對事物的認知還有刻板印象的障礙。所謂刻板印象，是指“人們對某個社會群體以及社會事物的一種簡單而固定的看法，是對認知對象的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10]李普曼也說，“多數情況下我們不是先理解後定義，而是先定義後理解。我們傾向於按照我們的文化所給定的，我們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10]…

六、認同性因應機理…

八、思想場同嘯機理…

由此可見，希臘人心目中的愛欲實在是一件偉大之至的事情。它創造宇宙，完滿人生，解脫焦慮，安撫傷痛；它有翼，使人飛舉，它沈著，叫人不離原始根基。它統攝天空、土地、靈魂、肉體。它引領我們直面美的本體。同希臘人“愛欲”相比，現代人常掛在嘴邊的“性”(Sex)一詞的含義則貧乏多了。羅洛·梅指出 Sex一詞源於拉丁文Sexus，其根本含義是分裂。它標志男女兩性的分離，相異，對立。與Sex意義相近的希臘字是φμλον，它引申為動物學術語 “種”。這個術語可以應用於一切動物，而Eros則是專屬人與神的。可惜現代人總在Sex的意義上談性愛，這確已遠離愛欲一詞的本義。現今，人們稱男女結合為make…

精神，世上唯一天生的漂泊者，卻總期望著家園。它在土地上漫遊，尋找通向家園的道路。

偶爾，它仿佛找到了家園，卻與舊門廬頓成離索。它欲飄然遠引，又被土地誘惑，帶入深淵。漫遊就是它的家園，蘊聚著它全部痛苦與歡樂。它是被“放逐在自己家園中”的。誰能抗拒捕捉它，安頓它的誘惑而隨它一起漫遊！

馬爾庫塞的名著《愛欲與文明》是部奇書。它通過討論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哲學內涵，重新審視人類文明，以期建立新的文明理論。盡管這本書可辯駁之處甚多，但在 我看來，它是馬爾庫塞著作中最精彩的一部。新左翼評論家羅賓遜聲稱它是一部“堪與《資本論》媲美的著作”。這自然是過譽之論，但有一點可以斷定，這是一部性哲學的經典之作。

一、自由還是自願奴役…

“北京”的演變 

 以北京為例，“北京”這個地名我們可從兩方面分析。一是北京這一塊土地它的名稱有過哪些變化；一是北京這兩個字在歷史上曾經代表過哪些和多少不同的空間範圍。…

“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範圍和時間範圍，還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內容。我們現在講地名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它們的時間意義和概念，因為從空間範圍講一個地名，無論點還是面，是通過地理坐標，用具體界限劃定的。但是任何一個空間範圍其實都與一定的時間範圍相聯系，這個時間範圍有的長有的短，在這個時間範圍里面又與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聯系，所以地名除它們的本意之外，還有其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義。…

　　早期的人類完全根據自然條件選擇生產和生活。比如，中國古代的建築都是土木結構或者磚木結構，所以無法長期存在，不用說秦漢的宮殿，就是唐宋的建築也基本消失了。但是在埃及，我們看到從古埃及到希臘、羅馬、腓尼基、拜占庭以及阿拉伯那些建築，現在大多數還能看到，有的還非常完整，因為這些建築全部是由大理石、花崗石至少是砂巖、火山巖建造的。我想這不是他們民族的特色，主要也是自然條件，阿斯旺一帶有非常好的花崗石，還可以利用地中海把西西裏島、希臘、羅馬出產的大理石運到埃及，卻很難找到廉價的木材。然而在黃河流域，要在黃土覆蓋下面采集優良的石材並不容易，相反早期還殘留不少天然的森林，當然會以土木結構的建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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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

如果說，文化權力可以被分為文化公權力和文化私權力，那麽，文化權利也可以被分為文化公權利和文化私權利。於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化公權力-文化公權利、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力、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利、文化私權力-文化私權利、文化私權力-文化公權利、文化公權利-文化私權利這六組關系的互動和博弈。顯而易見，文化公權力-文化私權利是各種文化權力-文化權利組合中至關重要和最為核心的部分，也是各種文化權力-文化權利關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這是因為：第一，文化公權力來源於文化私權利。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在人類文化發展史上，文化權利要先於文化權力而存在。…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會議。由黃河水利委員會召開這樣一次會議，邀請這麽多人文學科的專家來討論河流倫理，是史無前例的盛事。研究黃河和治理黃河的歷史，是先師譚其驤先生和水利史學界前輩畢生追求的事業。盡管他們來不及看到今天這樣的結果，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的。沒有他們孜孜不倦地探索黃河的歷史和黃河變遷的規律，我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黃河，更不會有資格討論河流倫理。

　　

　　一、黃河文明的獨特性和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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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理論上講，文化權力就是對他人的文化生活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從實踐來看，文化權利包括文化生活參與權、文化成果分享權和文化收益保護權。就文化公權力和文化私權利的關系而言，文化公權力的行使必須首先樹立文化規制的邊界意識，從而防止文化公權力對文化私權利的過度侵害。　　 

　　 從文化規制的角度來看，文化權的核心問題就是文化規制者的權力與被規制者的權利問題。從本質上講，這對矛盾背後涉及的實際上是文化權力與文化權利的沖突與調和。更準確地講，主要涉及到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的沖突與調和。這是因為，文化規制的實施是以被規制者讓渡自己的部分文化自由為前提，而文化權力的行使又對文化權利具有天然的侵害性，因此，必須處理好文化權力與文化權利，尤其是文化公權力與文化私權利的關系問題。…

某一些舊的觀念，像一個暴君，控制著世界上的舉止，常奪走我們自由考量的權利。

每當見到電桿、陸橋，乃至住戶墻壁上，被人無端貼上“南無阿彌陀佛”標簽傳單時，心中不免暗呼“可惜”！如此可愛的宗教，如此仁慈的心願，卻以如此拙劣的手法來表達！到處亂黏招貼還自以為是在“做善事”呢！

不管念一遍阿彌陀佛，“身中十惡重患，及一切業障悉皆消滅”是否是真的，勸人向善向佛，實在是個好主意；不管念一遍阿彌陀佛，“即生極樂上品”是否是

真的，但為了求往生西方凈土，卻制造眼前世界的臟亂，總不是聰明的辦法。最近在某陸橋處也發現“耶穌是救主”的張貼，實在不是現代文明的做法，真希望基督教不必迎合這不合理的口味，天堂與凈土，都不容許臟亂的。…

三國到南北朝，中國大亂了四百年。那時有兵就有權，但不論何族當權，只要稍微穩定，就控制修史，並嚴防史官出格。北齊高歡父子就是顯例。也就在這期間，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館制度，把編撰現代史變成由君主監視的政府行為。雖然紙的普及，使書寫歷史更容易，而權力爭鬥造成的言論空間，也使控制私人著史更困難。

 不過隋唐統一，官方控制歷史編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極重視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釋歷史，親自主編《晉書》，替他奪去帝位的政變辯護。同時通過大規模編寫《五代史》，完善了史館制度，使民間史家想撰寫現代史，尤其是當朝史，變得幾乎不可能。

 關於中國的歷史編纂傳統，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過程，可參看周予同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文選》。那中間的書目解題和作者小傳，當初我的寫作意向，就是串起來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國史學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