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到南北朝，中國大亂了四百年。那時有兵就有權，但不論何族當權，只要稍微穩定，就控制修史，並嚴防史官出格。北齊高歡父子就是顯例。也就在這期間，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館制度，把編撰現代史變成由君主監視的政府行為。雖然紙的普及，使書寫歷史更容易，而權力爭鬥造成的言論空間，也使控制私人著史更困難。

 不過隋唐統一，官方控制歷史編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極重視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釋歷史，親自主編《晉書》，替他奪去帝位的政變辯護。同時通過大規模編寫《五代史》，完善了史館制度，使民間史家想撰寫現代史，尤其是當朝史，變得幾乎不可能。

 關於中國的歷史編纂傳統，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過程，可參看周予同教授主編的《中國歷史文選》。那中間的書目解題和作者小傳，當初我的寫作意向，就是串起來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國史學小史。

中國人要知中國史

歷史屬於人文學科。一切學科都有自己的歷史。但歷史學科雖不可能包羅萬象，卻是一切涉及人類過去的學科的共同基礎，範圍遠較人文的、社會的、自然的或工藝的各類學科為廣。因此，如今歷史學內部的學科分工，雖然越來越專，越來越細，但任何史家都同意，通是專的前提，見樹先見林，博大和精深應該相輔相成。

 有段時間，歷史的範圍，受權力干預，變得越來越窄。全部人類史，特別是中國歷史，被化約成若干干巴巴的教條，成為貫串歷史教科書的“紅線”，誰有興趣學它?有很長時間，中國史不受中學生歡迎。大學裏連文學、哲學、新聞、藝術等人文學科各系，也都不願專設中外通史課程，也許由於重復那些教條沒有意思。

效應呢?休說別人，就是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精英，也大多不知中國的過去是怎麽回事，甚至不知“清末民初”並非“明末清初”。我們的媒體涉及中外歷史事件和人物，頻頻出錯，已屬司空見慣渾閑事。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國人對往古來今的歷史不感興趣，以所謂歷史題材胡編亂造的影視作品，常放不衰，就是反證。然而，歷史論著雖多，卻極少吸引人閱讀，於是以假亂真的“戲說”式的所謂講古作品大行其道。以前官民常把《三國演義》當作三國真史。

如今人們則信甚麽皇帝太後之類的偽史是事實。秦始皇成為愛惜刺客人材的“英雄”，司馬遷被漢武帝閹割後繼續長胡子，康熙祖母沒死便自稱“我孝莊”，殘忍的獨夫暴君雍正成了英明的君主，吃喝玩樂又導致舉國腐化的干隆則成為深入民間微服私訪的楷模，有的高官甚至對和珅敬佩得五體投地。類似例證，不勝枚舉。中國歷史被糟蹋到這種程度，“以史為鑒”從何說起。

 列寧曾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不以為歷史有那麽大的作用。但歷史不能變成哈哈鏡，不可藉助現代科技手段恣意扭曲，拿來辯護現狀，或者當作騙錢的偽劣商品。日本右派“頗知歷史”，首相議員不顧譴責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以致當今日本青年學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父祖對亞洲各國人民，制造了那麽可怕的災難。美國所有大學生都必修美國史，人人都知道五月花號裝載幾百清教徒到達美東，經歷了怎樣的過程，造成了今日美國的富有、強大。我們有些人羨慕美國人愛國至誠，卻不知那是片面強調美國精神的歷史教育積累的效應。

 我常說學歷史沒甚麽用，因為這不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但我也不讚同笛卡爾式的觀念，將現代和傳統斷作兩撅(參看史華慈)。現代新儒家幻想用孔孟之道拯救世界的道德淪喪，是反歷史的。而“河殤”一派斷言藍色文明優於黃色文明，宣揚徹底反傳統，同樣是反歷史的。

 中國歷史表明，中國所以擁有全球傳承最悠久的古老文明，中國所以在中世紀一直居於世界文明前列，中國所以在近代世界成為域外列強爭欲吞噬的“肥肉”，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文化從未喪失過歷史活力。古典的百家爭鳴，儒家早已分崩離析，但它終於熬過秦漢“安寧術”的打擊，因為它自居弱勢，既迎合權力取向，又吸取道法墨諸派學術補充自身。結果漢代經學雖已脫胎換骨，但外表還奉荀況改造的孔子形象作為偶像，正如聖保羅新創的上帝教義還要用耶穌基督命名一樣。以後中世紀經學不斷迎合改變了的權力取向，毫不在乎地將佛道等教新說，納入自身的經史表述，以致代代宗師都是假孔子。

 五四後周予同先生曾綜合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啟超的見解，指出中國經學史就是假孔子的發育史。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重考“聖名史”，指出沒有一以貫之的孔孟之道，由西漢的孔子之術，到漢晉的周孔之道，再到唐宋的孔顏之道，直到朱熹死後百年才由科舉制度肯定的孔孟之道，是個觀念形態接連畸變的長過程，況且從明初二祖到清雍干二世，連朱熹也非復生前原貌，更不消說孔孟都早成僅為帝王術掩飾的文化符號。

 符號史不等於真歷史。我們自幼至壯，乃至老年，非但面貌大變，行為、思維和心態也無不更改。老照片常引起我們對過去的回憶，不論回憶是否五味俱全，卻誰都知道不可能回到那些消失了的歲月。但通過回憶，深思人生歷程，可以發現我們怎樣從幼稚變得成熟，或由天真變成世故，甚至依然愚蠢，屢屢在類似的坑窪處跌倒。因此，歷史不會重演，但回顧歷史，卻可能使我們變得聰明。假定有一門學問，可使個人、民族、和世人，都變得比較聰明，那就是歷史。

向大學生建議習史

中國還沒有普及高等教育。十三億人口中得入大學的，不過千分之一。因而中國大學生既屬罕有，往往自視甚高，乃知自視天之驕子，不知天高地厚。

 其實學術分工愈來愈細，學歷愈高，識見愈窄。上海市民諺謂，“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但不可不承認這是對學界分工專化窄化之現狀的一種諷刺。陳景潤便是顯例。

 比較地說，人文學者的眼界較開闊，而歷史學家特別是“通人”的眼界更開闊。中國史學史表明，從秦皇漢武以來，歷史學家就經常被歷代統治者憎惡，尤其當他們重歷史勝過重政術的時候。韓愈說“為史者不有人禍，必受天刑”，盡管遭到柳宗元批判，但那以後千年了，到“文革”還是將“資產階級”史學當作由頭，可知歷史學家的命運，總在負面。

 我曾懷疑“八億人都是政治家”的判斷，當然也認定歷史研究是少數人的事業。但我以為，中國人特別是大學學歷以上的精英階層，非學點歷史不可，那第一步便是學點中國史。

 理由很簡單：你是人，當然應知人獸乃至動植物區別的由來;你是現代人，當然應知地球村史，所謂全球化的來龍去脈;你是現代中國人，當然應知道今日中國的先民，怎樣歷盡艱辛，給今日中國各族居民，開創改變了當前生存環境和社會體制。

 從民國以來，數典忘祖和認賊作父兩種相反文化取向，已成常態。然而十五年來，所謂民族主義，受到權力鼓勵，藉助輿論一律，似成歷史傳統的聚焦點。

 難道清末慈禧太後利用義和團排外的蠢舉，可稱民族主義嗎?從滿洲入關，以文化落後的征服者，統治文化先進的漢族等被征服民族，的確曾以遼金元的失敗史，當作歷史的鏡子。以滿馭漢，禁止滿漢通婚，宣稱滿文為國語，中央政權實行滿漢雙軌制，不容非八旗漢人染指兵權，乃至重新審定全部傳統經史典籍，用權力強迫刪改統治者發跡乃至其先民的歷史，這都似在民國官修清史中再現。

 滿清屬於歷史已九十四年，民國在大陸成為過去也已五十六年。按照《漢書》以來兩千年的“隔代修史”傳統，蔣介石退出大陸前，沒有完成《清史稿》的改定，已證明這個政權非繼清的“正統”。倘若驅蔣立國，時逾半個世紀，勝朝史止於殘篇，居然由權力干預，耗用億萬民脂民膏，集合萬千專家淺人，不顧《清史列傳》《清史稿》和眾多實錄野史，早將滿清近三百年基本史實厘清，用所謂新編清史，沖擊民國史乃至國共鬥爭史的研究，乃至轉移人們對於共和國史的視線。這現象豈非值得深思。

介紹幾本書

歷史教人聰明，讀史卻很辛苦。況且比較翔實、簡明、可讀又給人啟迪的入門史著，實在少見。

 除了多半乏味的教科書，有志於了解一般中國史的同學，不妨選讀這樣幾本書：

 (1)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這是費正清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去世前完成的《中國新史》之前的一部中國通史。宋以前諸章由賴世和執筆。由蒙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章是費正清寫的。他設定的讀者對象為西方知識分子，卻很適合我們的初學者，尤其我們至今沒有像樣的民國史和共和國史。有二○○二年世界知識出版社的中譯本。另外，他的經典性名著《美國與中國》，以及《觀察中國》等，也都有中譯本。

 (2)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前三卷。

 (3)錢穆《國史大綱》。

 (4)陳旭麓主編《近代中國八十年》。

 (本文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已故教授朱維錚先生未刊遺稿，發表有刪節。)（愛思想網站 2015-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