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以外的地名

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範圍和時間範圍，還存在地名本身以外很多方面的內容。我們現在講地名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它們的時間意義和概念，因為從空間範圍講一個地名，無論點還是面，是通過地理坐標，用具體界限劃定的。但是任何一個空間範圍其實都與一定的時間範圍相聯系，這個時間範圍有的長有的短，在這個時間範圍里面又與很多地名以外的事物和因素相聯系，所以地名除它們的本意之外，還有其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族的等各方面的意義。

 早期的地名實際上反映了族群分布，盡管我們對它們的具體內容還不了解。如商朝人，幾乎將所有做過都城的地方都稱為“亳”，早期遷移到的地方也命名為“亳”。又如，山東好幾個地方地名都帶“不”(音夫)，其實這也是反映某一個族群的流動或者分布的特點。再如“姑”字，江南有好幾個地名有這個字，最著名的是蘇州，被稱為姑蘇。對“姑”字以前有幾種望文生義的解釋，但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認為“姑”沒有具體意義，只是越人的發語字。但這類地名的存在反映了某支越人的分布。再如敦煌，從漢朝開始就有人根據漢語解釋“敦煌”二字的含義，後來日本學者指出敦煌不是來源於漢語，而是來自土著民族的語文，漢字是采用音譯，所以不能按字面解釋。不僅敦煌，我國西北地區還有很多地名，當漢朝人記錄下來時已經無法考證它們的含義，但都反映了古代西域一些族群的分布，以及族群的影響，但在這些方面我們目前研究很不夠，將來或許能通過這些地名破譯民族成分的密碼。

 早期的地名後來成為國名，成為朝代的名稱，其實開始往往是指具體的地方，例如秦、漢、魏、晉、宋等。以“漢”為例，來源於漢水，因為有了漢水，才有了漢中等地名。劉邦的封地在漢中，成為漢王，以後他建立的朝代就是漢朝。因為漢朝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的影響，基本上奠定統一中國的疆域，所以這個民族主體被稱為漢族。這些地名經歷具體的事件後發展成國名，因為開國皇帝或者統治者往往會把這些地方作為發祥地，以後成為朝代名稱。

 地名的遷移也反映人口遷移或民族的遷移。比如漢高祖劉邦的祖籍是豐縣(今江蘇豐縣)，他父親長期生活在豐縣。劉邦做皇帝以後將父親接到關中，尊他為太上皇。但太上皇卻悶悶不樂，表示住在關中不開心，因為聽不到鄉音，看不到鄰里斗雞遛狗，吃不到路上賣的餅。於是劉邦下令將豐縣居民全部遷至關中，為他們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復制豐縣。據說復制非常成功，移民將從家鄉帶來的雞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來的窩。這座新城被命名為新豐，就這樣，豐縣的地名被搬到關中。像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不止一個，所以我們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從北方搬到南方，從中原移到邊疆。

 北京郊區有很多以山西州、縣或者小地方命名的地名，是因為明朝初年有大批山西移民，整體遷到北京郊外，所以留下很多山西地名。但是這樣一種地名搬家也出現過敗筆，我認為最大敗筆是干隆皇帝把西域改名為新疆，“新疆”原指在貴州境內一片少數民族居住的地方，後來被設置為幾個縣，所以當地稱之為新疆。干隆年間，天山南北路平定之後，西域被改稱為新疆，以後建省時也用了這個名稱。這當然是乾隆皇帝為了宣揚他的赫赫武功。盡管這不會改變新疆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歷史事實，但還是授人以柄，增加不必要的麻煩。外國有人攻擊我們，說中國到干隆年間才占有新疆的，因為你們自己都承認新疆是你們新的疆土。其實清朝學者已經發現漏洞，所以他們解釋為“故土重新”，但這也可以解釋為左宗棠從阿古柏叛亂中收復新疆。這至少是改地名的敗筆，如果沿用西域，與2000多年前一致，豈不更好!

 還有很多地名本身就記錄了一段歷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兩個縣的名稱：聞喜和獲嘉。聞喜本是西漢河東郡的曲沃縣，漢武帝經過時獲悉平定南越叛亂的喜訊，即改名聞喜。當漢武帝行經河內郡汲縣新中鄉時，又傳來了發動叛亂的南越丞相呂嘉被俘獲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設一縣，命名為獲嘉。類似地名還有很多，每個地名都記錄了一段歷史。

 又如重慶本來叫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正月，孝宗之子趙惇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為光宗皇帝，稱為“雙重喜慶”，於是升恭州為重慶府，重慶由此而得名。所以有很多地名，如果仔細了解研究一下它的來歷，往往就是對本地歷史的重要記載，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篇章。

 同樣，地名在對外關系上也有表現。最典型的是解放時被稱為鎮南關的地方，為了表示與越南的友誼而改名睦南關，以後為了突出與越南“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系又改為友誼關。20世紀80年代，我去友誼關考察，越南大炮把友誼關屋頂打穿的洞還在，那時候看到友誼關這幾個字感到啼笑皆非。但是最近去的時候，不僅友誼關樓已經修好，而且我已經能夠站在新劃定邊界線上照相留念了，現在至少這個關的確是友好的。

 地名在民族關系上也有表現：解放被稱為綏遠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後我們改稱為呼和浩特；比如烏魯木齊原名是迪化。有的不一定改，卻反映了民族關系的歷史事實。清朝實行改土歸流後，新設了一批府級政區，在命名上都看得出，比如湖北恩施，所轄縣原來都是土司，新設府縣被看成朝廷施的恩。

 還有很多紀念性質地名，從最早將黃帝陵所在地稱作為黃陵，到近代全國各地很多以“中山”命名，比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園，廣東香山縣改為中山縣，現在叫中山市。國民黨政府為了表彰衛立煌，曾在安徽六安縣金家寨設立煌縣。抗戰勝利後臺灣光復，各市都有馬路改名為中正路，上海的愛多亞路也改名為中正東路。臺北有羅斯福路，新中國成立後東北的城市中有斯大林大街。還有頌揚性的名稱，並不太明顯，實際上大家都明白，比如說中共一大會址的地方，原來是望志路，是用法國人的名字命名的，解放不久改名興業路。這些地名有些存在時間很短，有些持續至今，這就反映出不同時期政府與民眾的意志和情感，也反映出被紀念者的影響程度。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個階段或一段時間的觀念和價值趨向。比如民國年間馮玉祥主政河南時設博愛縣、民權縣，臺北市有忠孝路、信義路、仁愛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復興、建設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環境的反映，這類地名在研究歷史地理時很有意義。有的是當初概念與今天不同，有的當初是對的，但現在地理環境發生了變化。這也是具有規律的，比如河南與河北劃分是以黃河為界，但也可發現，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黃河北邊，所以地名本身歸類是一回事，但以後發生了變化，這變化恰恰為我們研究歷史上地理環境變遷提供了根據。

 還有一些地名體現了近代殖民的歷史。帝國主義侵入我國後，一些地名發生了變化，比如東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國入侵之後被換成俄國地名，香港被英國占據後，很多英國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比如香港的太子道，就是因為1922年英國王儲愛德華到訪以後，將一條街道改名的。又如上海的戈登路(今江寧路)，就是當時為了紀念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英國人戈登。霞飛路是用法國著名將領的名字命名的，解放後為紀念淮海戰役改名淮海路。

 總之，地名如果只是記錄它所代表的空間範圍，那麽它是純粹的地名。實際上，地名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

“中國”稱謂的變遷和含義 

 “中國”這兩個字最早發現是在一件青銅器上，考古學家稱之為“何尊”，它是1963年在陜西省寶雞縣被發現的。尊上面有銘文，銘文上面出現兩個字，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最早的“中國”二字。銘文中敘述了這樣的大意：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後，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儀式向上天報告：“我現在占有了中國，準備把它當做自己的家，並且統治那里的民眾”。

中、國這兩個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來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為召集他的部隊和民眾集合用的標志。由於集合時這面旗幟總是處於中間，以後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義。

 “國”(繁體寫成國)也是一個象形文字。中間的口表示人，有幾個口就是幾個人，所以稱為人口。口下面的一橫杠表示一片土地，無論生活或生產都離不開自己的土地，所以還得有人拿著戈守衛。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築上一道城墻。所以國實際上是有圍墻圍起來的，有人守衛一個居民點，一個聚落，一座城，古代又稱國。

 “中國”的含義就是在很多國里，處於中心的、最重要的國，這就是中國。商與西周的國都很多，春秋初期還有1000多個。在這麽多國中間誰有資格稱為“中國”呢？只有最高的統治者，比如說商王以及後來的周王，他們居住的地方才有資格稱為中國，“中國”是天子所在的國。

 但東周時天子的地位名存實亡，各諸侯國間相互吞並，國的數量越來越少，國土卻越來越大。到戰國後期，只剩下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和若干小國，所以諸侯都開始以中國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秦朝，稱皇帝，自然也自稱中國了。以後歷代王朝都自稱為中國，連入駐中原的少數民族，或者與中原關系密切的政權也都自稱中國，中國概念從一個點擴大到整個國家，甚至包括邊疆的少數民族的政權。比如契丹人建了遼朝，到遼朝後期，也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南北朝時，南朝、北朝都稱自己為“中國”，而罵對方是“索虜”“島夷”，隋、唐統一以後它們都成了“中國”一部分。“中國”實際上成了這個國家的代名詞，但各朝都有自己的國號，如清朝稱大清、大清國。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開始有了“中華”和“中國”兩種簡稱，以後基本都是用中國了。

 在古代，中國的民族含義等同於華夏諸族或者漢族，與之對應的稱呼是“蠻”“夷”“戎”“狄”，比如“南蠻”“東夷”“西戎”“北狄”，或者“蠻夷”“夷狄”。文化上的含義也只指華夏、漢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國當然應該包括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族，而廣義的中國文化也應該包括56個民族的文化。

 歷史上，中國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於中原，但這個中原並沒有明顯界限，並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範圍，都可以稱為中原，如山東、山西、陜西、河北、安徽等地。

 “中國”兩個字從3000多年前發展到今天，與中國的國土、人口、民族、文化、歷史密切相關。中國所蘊含的意義，不是簡單以多少萬平方公里或者地理坐標所能詮釋的，是一部活生生的國家和民族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