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他提出可以用一般器官學來理解作為外置化生命形式的技術。所謂一般器官學就是技術學，它將一般意義上的器官劃分有機體內部的心理層面、有機體外部的人造層面和由相關機構與組織構成的社會層面等三個既平行又會通的層面。從一般器官學來看，各種技術如同生物學意味的突變，由此所帶來的有機器官與人造器官的結合，以及相應的心理層面、人造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安排，難免會對有機器官及其所棲居的身體產生毒性和破壞性。鑑於技術這種類似藥的效用，一般器官學必須展開藥理學研究，或者說它同時也是藥學。（[2]，pp.23-24）而不論是一般器官學還是藥學所采用的都是系譜學的方法，這有助於揭示技術與人的關係在特定演進階段的模式、危機與出路。

在他看來，技術是因愛比米修斯之誤而不得不賦予人的義肢或本質，人與技術結合而成為兼具生成性與偶然性的存在——技術在彌補人的「本原的缺失」而賦予人本質的同時，也使人的命運注定要遭遇「本原性的意外」。而旨在走出歷史悲劇所展開的批判，首先就是經由技術所導致的意外——在具有偶然性的技術突變的觸發下，去哲學地思考。（[2]，pp.153-154）

對於當下的人類而言，我們正置身其中的意外就是所謂的「人類紀」，數字技術和自動化則是人類紀時代最重要的技術突變。早在1996年，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中指出，人類的進化建立在記憶與程序之上，人類的歷史不過是程序中止和重啟的歷史，技術突變造成的記憶方式與程序編碼的改變，使得人的後種系生成處於不停的技術中斷之中，而機器記憶和自動程序已經使技術中斷登峰造極——機器對各種程序操作的代管令由群體統一性構成的種族面臨滅絕的威脅。[4]

這種中斷可稱為數字中斷。同時，依據西蒙東的個體化的思想，人的個性化實現有賴於超級個體化過程，即技術體系通過與社會體系和個人心理的作用使人的個體化得以實現，或者說人總是需要在一定技術體系下同時發展個性並形成對群體的認同。而作為工業化進程最高解讀的技術突變或數字中斷，不僅使人們越來越嚴重地喪失了對共同體的歸屬感，甚至讓人的個體性越來越多地與機器或能夠被機器處理的數據及編碼相聯系。由此，個體屬於某個群體的「誰」的個體化逐漸喪失，與機器或功能相關的「什麼」的個體化日漸泛濫。（[4]，pp.85-87）

對此，在自動化社會和人類紀等主題下，他對我們身處的超級工業時代展開了尤為深刻的批判，並試圖在此海德格爾式的「座架」具象化的時代觸發懸置折疊（中斷重復）的第二時刻（the second moment of epokhal redoubling）引入技術變革甚至激發出分岔點，以尋求負熵化的未來。

首先，他指出基於數字第三持存的知識外化可能導致人的去技能化或無能化即「無產階級化」的新階段。所謂持存大意指對意識與認知的保留。第三持存是斯蒂格勒在胡塞爾的第一持存（感知的心理持存）、第二持存（記憶的心理持存）的基礎上提出的，意指可以在主體之外使思想和行為發生時的蹤跡得以保存，從而使記憶及知識通過外置化的技術方式實現。其悖謬在於，知識的外置化既是一切知識構建的前提，又會在一定的技術社會制度安排下，蛻變為剝奪人的知識以及認知能力的手段。

（本文作者段偉文，单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2020-12-12 原載：【論壇第5期話題】科技世代與人類未來丨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主講者：劉永謀、段偉文、閆宏秀、楊慶峰；來源：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說明：劉永謀、段偉文和閆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發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2卷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