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蒂格勒關於技術的哲學考察中，記憶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在其思想體系中，記憶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時間意蘊之外，更是貫穿在技術與時間內在關聯中的一條主線。在其三卷本的《技術與時間》中，每卷都有關於記憶的研究，且表述多元。在第一卷《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中，有「裂變的記憶」「技術化就是喪失記憶」「內在環境就是社會化的記憶」等；在第二卷《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中，有「第三記憶」「記憶工業化」「公正的記憶」「作為記憶的技術」等；在第三卷《技術與時間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中，「全球記憶術系統」「對記憶的持留的物質性記錄」「記錄技術」等。這些關於記憶的不同表達，一方面體現了斯蒂格勒在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胡塞爾、柏格森等關於記憶思想的反思中，將勒魯瓦—古蘭的人類學與電影、錄音、數字等技術發展所進行的融合；另一方面反映了這種融合之間依然存在裂縫。事實上，「將心理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對記憶的理解加以聯系並非易事，但是也特別具有啟發性。」[1]

一、技術：程序「外延」的記憶載體？

在斯蒂格勒這里，個體的發展以「遺傳記憶；神經記憶（後生成性）；技術和語言的記憶（我們將技術和語言混合在『外在化過程』之中）」[2]這三種記憶為基點。技術的出現是對愛比米修斯過失的一種應對，而「人類賴以生存的後種系生成的記憶是技術」。[3] 依據此邏輯，記憶與愛比米修斯的過失在技術體系中蘊含著一種天然的內在關聯。即，記憶是對某種過失的一種補余。回顧柏拉圖關於記憶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當歐幾里得說出：「單憑記憶當然不行。不過我當時一回家就做了一些筆記，後來空閒時又作了一些補充」[4] 時，記憶載體就已經出現，並用來輔助記憶。同樣地，拼寫文字、照相、唱片、互聯網等技術都屬於記憶載體。

在技術作為程序「外延」的記憶載體的過程中，技術開啟了記憶的外化之路，實現了對記憶的媒介化保存。這種保存方式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出場，而且還指向了記憶自身的形成邏輯。如，人類事務、思想等在被技術處理形成記憶載體的過程中，一方面是技術化的記憶載體為上述內容的不斷呈現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是帶來了記憶的裂變。易言之，在記憶被技術化的那一刻，「記憶在擺脫遺傳記錄的基礎上繼續自己的解放進程，同時也留下了裂變的烙印，這些烙印留在石塊、牆壁、書本、機器、玉石等一切形式的載體之上。」（[2]，p.200）

當斯蒂格勒完成了人類生物學意義上記憶的器具化或曰技術化考察時，記憶的喪失或中斷開始出現，但記憶卻又變成了界定人類的一個維度，「工具是一種真正的無生命而又生命化的記憶，它是定義人類有機體必不可少的有機化的無機物」，（[2]，p.208）且與海德格爾關於存在中的遺忘問題緊密相關，因為當「將記載記憶作為存在的遺忘即是存在的命運。」（[2]，p.5）因此，斯蒂格勒關於技術作為程序「外延」的記憶載體是一種暗含矛盾的表達。這種表達既是一種過失，又是一種對過失的彌補。說其過失，是因為記憶本身就有遺忘的維度，技術化記憶不僅是記憶的外置，而且還是記憶的某種裂變；說其彌補，是因為記憶載體通過記錄的方式使得遺忘在後續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減弱，並為記憶的重構提供了可能性。與此同時，在人類面對記憶載體所進行的記憶激活過程之中，記憶主體的界定、內容重構與真實性等問題出現在斯蒂格勒的研究之中。

（本文作者：閆宏秀；单位：上海交通大學；2020-12-12 原載：【論壇第5期話題】科技世代與人類未來丨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主講者：劉永謀、段偉文、閆宏秀、楊慶峰；來源：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