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算的不可抗拒性與不可計算的未來中，或許斯蒂格勒更感受到了「計算」的不可抗拒性。如此，通過對海德格爾、伽達默爾、斯蒂格勒等哲學家和阿倫這位歷史學家對未來觀點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未來是可期望的，但是需要給予哲學的限定。所以，對「人文主義」這一哲學范疇的規范性使用就是把人文主義這種內涵規定性給予深度挖掘，這種挖掘會靠近時間的流逝性，會面對過去、當下和未來的三重維度，更會面對生命記憶的問題。…

從現象學角度對技術問題展開反思構成了人類哲學領域獨特的風景線，我們可以例舉出一個典型名單，從經典的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到當前的德雷福斯、唐·伊德、斯蒂格勒、維貝克等人。這個名單背後還有一個人若隱若現：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利科對伊德本人影響巨大，成就了伊德但也影響了伊德。不僅如此，在斯蒂格勒的作品中，利科也成為一個思想來源，但是稱不上影響巨大。本文主要是對斯蒂格勒對於當代增強技術的討論有著怎樣的啟發進行分析。

筆者通過兩種數據檢索方式搜索了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三卷本。（1）輸入德里達（J.Derrida）、胡塞爾（E.Husserl）、海德格爾（M.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現象學家的名字分析斯蒂格勒更倚重哪一位現象學家？在三卷中，德里達共出現120次，胡塞爾共出現了529次，海德格爾出現了355次，利科出現了34次。…

當今記錄存檔模式的「第三記憶」，不僅僅是人類留存與獲取記憶的場所，也使得「記憶變成了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3]，p.146）變成了消費的對象與被消費的對象被聚合的界面，相應地，記憶的遴選准則和機制、記憶持留的時間與空間成為了資本、政治等角逐的領域，或許「在未來，對導向機制的掌控，將會是對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6]，p.181）此時，對「第三記憶」的考察既是對技術進行哲學考察的一個生長點，也是構建人類未來的一個關鍵點。

因此，斯蒂格勒關於記憶技術的解析雖然並非是一個獨立完整的體系，但卻有其獨到之處。這種研究從另一個視角呈現了技術的本質，更是帶出了記憶在人類社會中重要性，特別是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關於記憶、技術與人類的未來探討將是一個值得細究的論域。…

二、記憶的工業化與「迷失」

保羅·利科認為記憶現象學「圍繞兩個問題構建起來：對什麼（quio）的記憶？記憶是誰（qui）的？」[5]…

在斯蒂格勒關於技術的哲學考察中，記憶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在其思想體系中，記憶除了傳統意義上的時間意蘊之外，更是貫穿在技術與時間內在關聯中的一條主線。在其三卷本的《技術與時間》中，每卷都有關於記憶的研究，且表述多元。在第一卷《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中，有「裂變的記憶」「技術化就是喪失記憶」「內在環境就是社會化的記憶」等；在第二卷《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中，有「第三記憶」「記憶工業化」「公正的記憶」「作為記憶的技術」等；在第三卷《技術與時間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中，「全球記憶術系統」「對記憶的持留的物質性記錄」「記錄技術」等。這些關於記憶的不同表達，一方面體現了斯蒂格勒在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胡塞爾、柏格森等關於記憶思想的反思中，將勒魯瓦—古蘭的人類學與電影、錄音、數字等技術發展所進行的融合；另一方面反映了這種融合之間依然存在裂縫。事實上，「將心理學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對記憶的理解加以聯系並非易事，但是也特別具有啟發性。」…

斯蒂格勒的這些思辨不僅延續了近70年來有關社會批判、文化工業批判以及多種晚近現代及後現代思想家對技術時代人類命運的反思，而且通過他展開的遞進式的系譜化構造，使得數字中斷所導致的人的認知短路等「網絡憂郁」乃至對系統愚化的擔憂的急迫性得以充分彰顯。



由此，他向人們揭示了這種數字中斷所帶來技術震驚:人類的精神、智力、情感和感性能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符號生產與理論知識創造越來越少，人們在其個體化過程中的能動性越來越難以發揮，人的個性化與獨特性的缺失越來越普遍。這迫使人們看到，很多看似使人類的行動能力變得空前的強大科技，實際上是憑借著各種破壞性的手段發展起來的，它們在導致非有機體、非世界與非人無限膨脹和熵的無限增加的同時，必然造成人的精神生態危機。

因此，斯蒂格勒認為，面對數字中斷及其導致的技能與知識遭遇普遍性剝奪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是時候引入相應的二次懸置折疊（中斷重復）…

對此，斯蒂格勒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關機器和一般智能等討論中，最早明確地指出了其中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去技能化或無能化問題，即由知識的外置化所導致的知識破壞與喪失。（[2]，pp.89-91）而這種「無產階級化」是技術變革、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等制度安排下的產物，一般伴隨著人對這一過程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屈從。具體而言，19世紀工廠對工人身體的機械蹤跡的采集導致了人的技能知識的「無產階級化」，20世紀興起的消費社會中的文化工業對受眾的模擬蹤跡的引導使人的生活知識「無產階級化」，當前建立在第三數字持存即數字蹤跡的自主-自動生產之上的超級工業和自動化社會則正經歷著「理論知識喪失的時代的誕生」——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第三階段。（[2]，pp.46-47）…

對此，他提出可以用一般器官學來理解作為外置化生命形式的技術。所謂一般器官學就是技術學，它將一般意義上的器官劃分有機體內部的心理層面、有機體外部的人造層面和由相關機構與組織構成的社會層面等三個既平行又會通的層面。從一般器官學來看，各種技術如同生物學意味的突變，由此所帶來的有機器官與人造器官的結合，以及相應的心理層面、人造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安排，難免會對有機器官及其所棲居的身體產生毒性和破壞性。鑑於技術這種類似藥的效用，一般器官學必須展開藥理學研究，或者說它同時也是藥學。（[2]，pp.23-24）而不論是一般器官學還是藥學所采用的都是系譜學的方法，這有助於揭示技術與人的關係在特定演進階段的模式、危機與出路。…

哲學家總想努力對他所處的時代說些什麼，斯蒂格勒亦然。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以互聯網和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對於整個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框定與加速現象成為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時代規定性。在斯蒂格勒看來，數字技術所推動的超級工業社會或自動化社會開啟了無產階級化的新階段，正在使人類社會走向邪惡化和下流化，甚至沿著向下的「惡的螺旋」滑向系統性愚昧的時代。[1]

為了回應人類紀、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推動下的這一「技術突變」（technological mutation），在講授南京課程《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他特別建議聽眾展開跨學科工作（transdisciplinary…

另一個與作為工具制造者的人之觀念相關的法國技術哲學突出特點在於：與人類學研究關係密切，大量使用和借鑑人類學研究技術的思想和方法。這個特點在斯蒂格爾理論中體現得非常明顯，他受到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古爾漢（AndréLeroi-Gourhan）影響巨大。從歷史和人類學角度來考察技術都強調時間和起源的問題，因此科學史傳統的巨大影響與法國技術哲學親近人類學是一致的。



通過對人類與技術關係的人類學考察，法國技術哲學得出技術與人協同進化的基本觀念，也為強調技術的歷史性、偶然性、斷裂性和差異性開辟道路。古爾漢讓法國學者相信，技術已經成為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受他影響的技術哲學家除了斯蒂格勒，還包括西蒙棟、德勒茲和拉圖爾，拉圖爾甚至提出「人類學轉向」的說法。但是，正如塞瑞祖里強調的，「人類學轉向」並不是法國技術哲學對人性或人的本質主義方法的回歸，而是強調技術的「人類學構成」，反對技術中立的工具主義觀點。…

自笛卡爾之後，經百科全書學派、聖西門、孔德、柏格森、巴什拉、科瓦雷、康吉蘭，到福柯、德勒茲、利奧塔，法國科學史傳統可以說佔據法國思想的半壁江山。在法蘭西學院，福柯擔任的是思想史講席。他認為，在當代法國哲學中，以巴什拉、柯瓦雷和康吉蘭為代表的「知識的、理性的、觀念的哲學」形成了與「經驗的、感覺的、主體的哲學」分庭抗禮的局面，後者的代表是薩特、梅洛－龐蒂。[2]

法國是社會學誕生的重要源頭。聖西門和孔德對於社會學創建居功至偉，後者1838年首次在《實證哲學教程》中提出「社會學」這一名稱，並建立起社會學的基本框架。之後，迪爾凱姆、布爾迪厄和拉圖爾的社會學均赫赫有名。聖西門對技術與工業的研究投入許多精力，其後科學、技術與知識一直是法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以拉圖爾為代表的SSK「巴黎學派」崛起便是明證。…

前言



2020年8月6日，法國技術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斯蒂格勒认为，外在化技术的发生得益于手与人脸的有机关联，这种关联也是与大脑皮层的复杂组织生成相一致的。这是对上一个论点的具体说明。斯蒂格勒说，技术性作为外在化(extéririsation)的进程，包含了手和面部的有机联系(lienorganique)———手势和语言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要求一种二者共同的功能，也就是「联合区域 (zonesd’ association)」，从而重新整合大脑皮层各区域之间的联系。在大脑皮层中，手和脸部的段带是连接在一起的。这种上半身动力区域间的协调现象，已经被神经外科的实验所证明。［1］175…

三、一切从脚开始：手与人脸的后种系发生

为了确认自己上述的观点，斯蒂格勒试图求助于科学中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不难发现，斯蒂格勒与传统哲学家十分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思想构境能极为敏感地随时紧跟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在这里，他主要参考了勒鲁瓦-古兰在1964年和1965年发表的《手势与语言》(LeGesteetlaparole)。



斯蒂格勒告诉我们，人不是一个神迹，也不是达尔文所说的「猴子的后代」，在1959年所发现的东非人…

斯蒂格勒认为，福柯的「人的发明」的观点是模糊性的，因为他恰恰没有很好地认识「谁」与「什么」及其相互关系。其实，我倒觉得福柯的观点是先进的，因为他对人的看法已经站在了超越「谁」(主体)和「什么」(对象)的实体论的新维度中，即功能性的怎样。他的认知(savoir)和权力(pouvoir)说都是功能性的关系范畴。［5］在斯蒂格勒看来，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很好地说明了「谁」与「什么」的关系。

延异(différance)既不是「谁(qui)」，也不是「什么(quoi)」，它是二者的共同可能性，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往返运动，是二者的交合。缺了「什么」，「谁」就不存在，反之亦然。延异在「谁」和「什么」之外，并超越二者;…

斯蒂格勒这里所说的「已经在此」指的是第一个方面，即此在在走进世界时，总有一些先行的东西已经在事先规定和制约此在的存在了。而具体说，他的已经在此就是义肢(文化—技术)的「放在前面」，「义肢性是世界的已经在此，因此也就是过去的已经在此」。［1］281



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现实的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性的生活条件之中，一个民族和时代的人，总会遭遇前人所遗留下来的生产方式所规定的前提。索恩-雷特尔将这种制约社会存在的先在的物质指认为社会先验。2016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讲授的「南京课程」中，直接引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相关的经典表述。［4］11－12…

这个跳跃有些过大，从异质于一般生物生存方式的文字/文码到电子文件，已经是从古代文字的发生飞到当代信息技术的核心了。似乎斯蒂格勒并不以为这里存在著推论中的断裂，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讨论自己所重新构境的延异概念。他突然又回到上述第一个构境层：从东非人到新人的历史性断裂。在斯蒂格勒看来，这种断裂，也是「由遗传性向非遗传性的过渡，就是一种新型的文码/编程的产生」。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斯蒂格勒认为，人类历史的真正发端并非基于生物的遗传性获得上，而是建立在非遗传性的后种系生成的「文码和编程…

其实，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是斯蒂格勒自己的想法。不过，在大的逻辑上，斯蒂格勒并没有错。第二层构境，斯蒂格勒声称，技术的发生同时也会是将人类自身的生存「连根拔起」，在他这里，生产技术本身是带有原罪的。这显然是海德格尔的关涉沉沦构境，而不是马克思的积极乐观的生产发展观。



第三层构境，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是人类历史中承袭过去、先行的未来集聚起来的当下，这种人为的时间性会聚的真正实现即是技术。技术就是人的可完善性由潜在向现实的偶然性转化。正是这个特殊的偶然性偏离，使人脱离于生物种系的必然链环，从而生成人的社会历史存在的第二起源。

那么，在技术这一第二起源的全新构境中，人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呢？其实，我们也能觉察到，斯蒂格勒似乎也是在试图回答福柯提出的「人是一个不足300年的发明」的断言，只是，他把这种发明的起点大大前移了。首先，斯蒂格勒有模有样地说，他的研究是依从「由东非人…

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重要弟子，以其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的巨著《技术与时间》是其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此书的第一卷中，斯蒂格勒指认，自黑格尔以来，人们就不断宣称人的终结，而有终点就必然会有对起源的反向追问。



依他的看法，不同于人类存在者自身的生命种系起源，技术是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二起源。在「谁」和「什么」的双重追问下，由人的生物实在之外的义肢性文码记忆构成了一种后种系生成中的「被发明」，这种在自然遗传进化终止之后出现的可激活的文码就是技术，这也是人类历史性生存在自然中的延异式到场。

一、人的存在的第二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