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維利里奧不斷地去戲劇化這種對立時，我卻跟他持相反的意見。我當時相信，至今也仍相信這種對立是很表面的。我將這方面的想法呈現在1987年於蓬皮杜的一個展覽里，它的題目是「未來的記憶」。

我認為標志著21世紀的是書寫屏幕的倍增，也就是說，與網絡和數據庫相聯的屏幕，我相信它們很快將會變成視聽的（而不只是書寫的）。我同時也肯定閱讀、書寫和記憶，也就是說，在閱讀和書寫過程中所產生的痕跡（就像伊瑟爾所說的，以及超越他所說的）會進一步革命化工業社會，在展覽的研究會里我也邀請了一些從事這項革命工作的研究員參與了討論。

打從這個展覽開始，我認為電腦以及它互動的屏幕，可以也必須成為一種詮釋學的裝置，這個裝置建基於注解的技術和貢獻性的編目技術，現在創新與研究所聯同…

所有東西都可以作為屏幕。我們首先是出於這一原因和作為這一原因，才生活於屏幕中間的，也就是說，從某種角度看我們從來如此。圖騰和過渡性對象，以至於戀物都是屏幕，也就是說隱藏起來的投射的支撐。

但是數碼屏幕，例如三星，或者亞馬遜和Netflix，這些屏幕都是電動的、電子的、光電子的，而且越來越多是觸摸性操作的，現在既支持又封堵著未來的總體，因為它本身就是虛無主義的實現，同時也是唯一容許想象超越這種虛無主義的實現的東西。因為它們成為了我所描述的數據經濟的底層的支柱，托馬斯·貝恩斯和安托尼特·胡芙華把這種數據經濟分析為算法治理術，數碼的屏幕同時支撐和阻礙了對未來的投射，這種投射，我將稱之為負人類的負熵性存在（être néguanthropique）：負人…

應中國美術學院視覺中國研究院、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與網絡社會研究所的共同邀請，法國著名當代哲學家、蓬皮杜文化藝術中心文化創新發展總監與研究與創新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客座教授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於201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期間訪問中國美術學院，做為期四天的主題為「人類紀裡的藝術、差異與重復（Art, 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 dans…

那麼真正的歷史驅力是什麼？若沒有這種歷史驅力所攜帶的歷史勢能，詩歌便無法真正實現其自身？追究起來，所謂詩歌的歷史驅力，是很難通過還原而再現的，它無法被準確客觀地計量，說起來倒是有種神秘的意味，仿佛有只看不見的手在推動歷史。浪漫派所推崇的創造力概念、波德萊爾的現代性說法、艾略特的傳統意識等均顯示出歷史驅力的強大推動。毋庸置疑，歷史驅力是詩歌自我革新的強勁動力。



從新詩史看，新詩的發展與自我更新也同樣是這種驅力的結果。但無論我們怎樣具體地追蹤這種驅力的構造與邏輯，都不能離開這一基本含義，即歷史驅力乃是試圖超越當下歷史的企圖。自浪漫主義詩歌以來，這種企圖表現為對現代世界的超越，這是我們所處身的歷史階段決定的，在這樣的歷史情境里·，語言對於革命的誘惑、對真實的激情與改造現實的渴望、對於救贖的幻想，對於藝術形而上學的執念就從未斷絕過，這也是現代世界對詩歌提出的基本要求。恰如哈姆雷特之警醒：…

三

在今天，詩與歷史、詩與時代的關聯是如何可能的？歷史的勢能、主體的覺醒、言語契機以及艱難的情勢是如何塑造一種嶄新的詩學的？何種歷史的想像力或歷史的計算法則在給出我們企圖尋找的未知？詩歌何以作為一種普遍性的知識？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牽引著我的注意力，但卻是苦於自身局限，無法獲得有效的答案，現有的研究大半也不能提供可靠有效的幫助，我只能在歷史與理論的邊緣地帶尋求一線生機。在寫作關於陳超的「個人化歷史想像力」文章時，我突然意識到，真正的問題可能恰恰是要超越「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 「個人化歷史想像力」不正是我一直批評的「個人性」原則的一種表現嗎？在這一原則之下，朦朧詩以來的當代詩所打造的「個人化」詩學，通過「先鋒詩」「實驗詩」「純文學」「文學本體論」「審美自律」這樣的標簽取得歷史合法性的同時，也將當代詩置於困境之中。…

參照德勒茲對此的解釋是⑤，必須通過文學來抗爭，因為那種微弱的、無法直接顯現的，那些必須自我辯護、自證清白的等等，都只能而且必須通過文學來呈現，這就是不寫之不可能，寫乃是不可替代的行動。不寫之不可能，也是詩人這一主體形式的不可替代，是弱的普遍性之不可替代，套用格洛伊斯的表達則是： 「成為詩人不再是一種獨特的命運，而是成為一種每日實踐——一種弱的實踐，弱的姿態。然而為了維持這種弱的、每日生活層面的藝術，人們就必須不斷地重復藝術的減法，去抵制那些強的圖像，去擺脫那長久作為強圖像交換場所的現狀。」⑥…

如此說來，一種不可能的詩學，仍是在思考某種艱難與不可能性，著眼於時代的晦暗與複雜、急難與困境、脫節與失衡，探索新的歷史契機與奇跡，以激進的想像力來構築某種新的語言空間，詩的困境也正是歷史的困境，那麼，語言的拓展必定暗中挖掘歷史的通道。在這個意義上，不可能的詩學相似於諾瓦利斯所說，詩首先必須被當作嚴格的藝術來追求，而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或者德勒茲的「少數的文學」（Minor Literature），一種文學內部的革命力量，是對未來的革命機器的接續。而這一切都立足於這樣一個命題：詩在我們時代的異常艱難，在於詩之真理的晦暗不明。…

我們面臨一個巨大的困境，首先是詞語的，其次是現實的，我們無法想像另外一種語言不同於此時此地的。詞語的困境在於，我們的詩中充滿了無關痛癢的「主觀性」話語：基於個人經驗的平鋪直敘，不知道現實與歷史為何物的臆想言辭，表演自我的遣詞造句和誇誇其談，不知所雲的神話虛構與歷史戲說，充當各種現代主義詩學代言人的博學雄辯，以及為各種立場與意識形態所占據身心的詞語實驗等等。



這是「主觀性」寫作大行其道的時代，越是個人的、內心的、私密的，越是晦澀的、特殊性的，越被認為是真實的。人們並不在意所謂「客觀性」為何物，以及事物的真理性內涵為何，愈是個體性的，愈被認為是具有真理性的，新即真， 「日日新」就是真理本身，可是這個「個體」實際上是因失去了與總體性歷史的關聯，而帶有「歷史分裂症」的特征，人與人之間因而有無數的對立與差異，自行運轉於區隔的禁閉中。…

詩首先必須被當作嚴格的藝術來追求……——諾瓦利斯

僅僅只有個人的激情和經驗的流露，還不能算是詩，只有當它們贏得普遍的同情時， 才能真正稱得上是藝術， 這正是根據其美學的特定含義來講的。——阿多諾

一切都變成屏幕，在這樣的一個技術-邏各斯的情境中……——斯蒂格勒

一…

相形之下，控制，是新千年的後福特主義社會原產的。 因此，說我們的思想是有控制的，就意味著，我們的思想指向生產方式，因為控制就處在今天價值被提取和流通的方式的根源。在這個意義上說，控制，是政治經濟的同義詞。當然，我們不能忽視控制作用於身體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必須特別關注控制作用於「非物質」領域——知識勞動、思想、信息和軟件、網絡、技術記憶、意識形態、心靈（是的，所有這些東西都不容辯駁地是物質的。意識形態也是實踐，等等）——的方式。我們可以把控制定義為非物質的可能性的條件。類似地，控制也是思想的可能性的條件。這不是說，我們都是某種極權主義的末日般的心靈控制的受害者。相反，我們可以認為，控制是非物質的可能性的地平線，同樣，德勒茲也曾指出，感覺是一切命題的可能性的地平線。控制是非物質的純粹概念的事件。控制不是某種形式或類型的信息，它表明，形式已經達到信息狀態這件事情本身。 因此，為從「存在者」的哲學向「做者」的哲學轉變，把控制理解為一切活動的地平線，當作類的做…

腳註中的挑逗也很強烈：「弗朗索瓦·拉呂埃爾正在從事當代哲學最有趣的事業之一」，他們欣賞地指出，「他提出一個獨一全體(One-All)，把它限定為『非哲學的』和奇怪地，『科學的』，而他的『哲學的決定』便植根於此。這個獨一全體看起來接近於斯賓諾莎的唯一實體。」[原注：在這里，德勒茲和加塔里對拉呂埃爾對科學這個術語的處理略有懷疑：「弗朗索瓦·拉呂埃爾提出這樣一種對非哲學的理解，他認為非哲學是『真科學（科學之真）』，超越了知識的對象……但在我們看來，這個科學之真，同時也是非科學。」]在德勒茲那里，還有什麽贊譽比接近斯賓諾莎更高嗎？

在對「什麽是哲學？」這個問題給出自己的回答的時候，…

記住，在德勒茲那里，事件，經常是聯系偶然提出的。 本質上，現象有兩種：發生的事情這個單純的層面（德勒茲稱之為偶然），和從那些偶然發生的事情中選擇出來的，純粹事件（的層面）。所以，盡管一眼看上去不是這樣，但德勒茲的事件理論事實上與巴丟的事件理論相當相似，並且肯定也對那位更年輕的哲學家產生了影響。 「我的傷先於我存在，我為體現它而誕生」，這是德勒茲談論事件的語調。而對巴丟來說，克制也一樣：我通過我對事件的忠誠而成為真理的主體。換言之，我的傷先於我存在；我忠於我的傷。…

但這些技藝的報應，就是當代的「心靈技術(psychotechnologies)」，即像玩電子遊戲、瀏覽互聯網、在手機上發短信等那樣的事情。這些東西構成了文化工業的一部分，並因此而在斯蒂格勒那里，被認為在規範上是否定的。（如果你只讀他關於技術的那些更著名的書，那麽在斯蒂格勒那里，你可能是聽不到強的道德聲音的。）這些技術，都對世界的去魅作出了貢獻。 還有他所謂的「器官學(organology)」。這指的是組織的工業化，我們也可以拿這個概念來和「協議(protocal)」概念比較，後者出自計算機科學領域。在規範的層面上，器官學經常被理解為否定的。與之相對的，是他所謂的「心智技藝(nootechniques)」，或者說與生活的日益渠化和理性化相對的，精神或心智的技術。

現在，在記住斯蒂格勒的所有這些概念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作品的規範的方面了，特別是在他更為新近的著作中；…

另一方面，「藥」，則是德里達同一個術語的更加平淡的版本。對斯蒂格勒來說，它僅僅意味著一個矛盾——一個既是毒藥又是解藥，既帶來好處又帶來損害的現象。所以，比如說，對斯蒂格勒來說，計算機是「藥」因為它們既引入了解放的可能性，又帶來了新的壓迫。如果說，對德里達來說這個術語相當具體的話，那麽，對斯蒂格勒來說，它就非常普遍低，意味著一個包含相互矛盾的力的矛盾的二元性。

也許， 在斯蒂格勒的詞匯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心靈權力/心靈政治(psychopower / psychopolitics)」這對術語。任何熟悉福柯著作的人都可以相對容易地理解這對術語，因為它們與福柯的「生命權力/生命政治」相似。也就是說，…

（2020-08-21 本文由王立秋譯自 Alexander R. Galloway 亞歷山大·R·加洛韋, 「in French Theory Today An Introduction to Possible Futures」, A pamphlet series documenting the weeklong seminar by Alexander R. Galloway at the Public School New York in 2010，TPSNY/Erudio Editions；感謝譯者和「潑光PULSASIR」原載；海螺社區轉載。）…

後記：每個人的湧現

當我們向自己、同事和廣大公眾介紹湧現時，我想向聖塔菲研究所提出兩項挑戰，這些挑戰與它作為世界科學教育領導者的潛在角色有關。

首先，考慮到湧現作為科學統一範式的重要性，聖塔菲研究所可否向世界不同年齡的學習者傳播關於湧現的信息？

例如，我們可否創建一個在線課程，向中學生介紹如何通過研究湧現行為來學習科學，並幫助他們對周圍的世界形成一種基於湧現的視角？可否從我們的中學項目開始，在現有教育中增加對湧現行為的關注，並將這種視角注入聖塔菲研究所標誌性的暑期學校中？…

後來 Physics Today 雜誌上的一篇書評[7]將這個列表擴展到了通信、經濟和工程領域。阻挫（Frustration）是自旋玻璃中的一個關鍵概念，Peter Wolynes 和他的合作者最近發表了一篇綜述《生物分子中的阻錯》（Frustration in Biomolecules），對這個概念及其許多應用進行了全面的回顧[7]。…

2. 作為統一範式的湧現



什麼可以代替還原論者的方式來理解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中的湧現行為? 簡短的答案是一個新的起點：認識到理解湧現行為需要關注可以刻畫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的湧現集體特徵，並尋找它們的起源。它意味着通過實驗或觀察來識別湧現的集體模式和規律，然後設計出體現集體組織概念和原理的模型來解釋它們。這些模式、原理和模型是通向研究的系統中觀察到的湧現行為的路徑。只有通過研究這些中間路徑，我們才有希望在一個大的、統一的尺度上把握湧現行為。



圖3. 納米線，例如圖中在硅晶體上由原子生長產生的納米線，是具有湧現性質的新型人造材料。| 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

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我們支持將湧現作為聖塔菲研究所追求科學之路上的共同主題，但卻沒有使用湧現的語言。用莫里哀《貴人迷》中的話來形容： “天哪！四十多年來我一直在不知不覺中說著散文。”我們在這些年研究複雜適應系統中的湧現行為，但卻沒有明確說明這樣做。



圖2. 鳥類的集群行為，即鳥類在飛行過程中的集體運動，是鳥類個體在沒有協調和領導時，遵循簡單規則湧現出的行為。



但是我們的詞彙在幾年之內開始發生變化。在也許是第一本面向大眾的關注湧現行為的書籍《湧現：從混沌到有序》（Emergence: From Chaos to Order）中，聖塔菲研究所的早期知識領袖之一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寫到：一些系統（比如遊戲、簡單的分子等等）中促成湧現行為出現的是一組相對簡單的規則。…

2022年04月02日 聽報道



從鳥群聚集、螢火蟲同步、螞蟻群落到宇宙起源、生命演化，我們生活在一個湧現的世界中。聖塔菲研究所聯合創始人 David Pines 在2014年曾撰文指出，複雜科學研究的夢想是創造一個統一的複雜科學理論，使得複雜性可以被定義和量化，而湧現研究將是實現這一夢想的統一範式。他回顧了聖塔菲研究所關於湧現研究所作的貢獻，並呼籲為研究和推廣湧現承擔更多責任。



撰文 | David Pines；翻譯 | 郭瑞東；審校 | 劉志航、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