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記憶的工業化與「迷失」

保羅·利科認為記憶現象學「圍繞兩個問題構建起來：對什麼（quio）的記憶？記憶是誰（qui）的？」[5] 展開這兩個問題在記憶工業化背景下更加凸顯。如：當今的數字技術對人類日常生活的捕捉、獲取以及留存帶來了代具形式的外部記憶，為記憶提供了新的場所。這種新的場所就是斯蒂格勒所言的一種迷失方向，即技術發展帶來的背景解體。「對什麼的記憶」因技術對人類社會的日益滲透而將「什麼」所包含的范圍不斷擴大；「記憶是誰的」在人與技術交互的過程中將記憶主體——「誰」變得更加多元，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個體記憶、集體記憶等之外，數據記憶作為一種媒介將「誰」對「什麼」的記憶帶入了一種新的場所，並帶出了空間的迷失與時間的懸置。

所謂時間的懸置，就是指在記憶工業化的背景下，數字、信息、網絡等記憶技術的可重復性、實時性、不在場性等技術特性帶來了時間的迷失，以及記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界限模糊性。「一種新型的時間客體——也即可非線性的、可離散的客體，它是超視頻鏈接科技的結果——的出現」，[6] 這種超鏈接帶出了記憶的真實性問題與記憶的政策問題等。其中，斯蒂格勒的「公正的記憶」指向關於記憶真實性的探討，這種記憶是「包括立場的中正、對過去的公道、對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之事的記錄的不偏不倚」，（[3]，p.23）並指出這種記憶只有在鏡影中才是公正的，譬如照相中的反射。可以看出，這種真實性是在強調記憶技術的客觀性。然而，當今技術除了對世間事務記錄的客觀性之外，還有創構性的意蘊，斯蒂格勒在不確鑿性與確鑿性關係討論中所指出的方向調轉就恰恰揭示出了記憶工業化中記憶真實性的復雜性。

在斯蒂格勒這里，記憶的工業化帶來了空間的迷失、時間的迷失、記憶真實性迷失的同時，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全球記憶術體系出現，數據庫、互聯網成為了兩種記憶共同的場所之一。在該場所中，「『誰』在其不確定性中編程自己」，（[3]，p.213）「誰」的問題就是記憶政策的問題；在該場所中，「誰」與「什麼」的先後關係也是不確定的，甚至應該說是一種類似於人類自身所產生的數據與人之間互構關係的不確定性。因此，迷失成為了記憶工業化的一個產物。

三、第三記憶與未來

在斯蒂格勒的記憶研究，對胡塞爾關於記憶研究的反思是其一個重要的部分。斯蒂格勒的「第三記憶」就是來自於胡塞爾的圖像意識，並與之相對應。「所有記錄，無論其形式如何，都屬於這一類型的記憶」，（[6]，p.20）即「第三記憶」，其與作為瞬間把握的第一記憶和作為回憶的第二記憶不同，是作為對記憶喪失的填補。簡言之，在斯蒂格勒看來，一切記錄技術形成的記憶就是第三記憶，但在這三種記憶中，滯留從未缺席，且滯留的有限性是對記憶考察的一個重要維度。然而，技術的發展為滯留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如：在約翰·洛克關於「保持」（retention，滯留）的解讀中，將「遺忘和緩慢」視為是記憶的兩個缺點」，[7] 但在當今技術以保持為缺省值、以全面與實時為發展目標的過程中，遺忘和緩慢逐漸被技術消解，反倒是強調記憶需要遺忘，如：被遺忘權已經」的進入到了關於記憶的考察之中。

斯蒂格勒將「第三記憶」與第一記憶和第二記憶進行剝離的過程，事實上也是尋找三種記憶之間關聯性的過程。如，在其關於電影的解析中，基於胡塞爾的再造的「自由」、再回憶中的前攝與雙重意向性[8]等，描述了三種記憶之間的關聯途徑與融合方式。也就是說，在對胡塞爾記憶理論進行反思的過程中，又對諸如電影這樣的記憶技術進行了基於胡塞爾框架的解讀，但不同的是，記憶技術在發生變化。那麼，在對技術與時間的未來考察中，記憶之線的價值需要進一步的挖掘。

（本文作者：閆宏秀；单位：上海交通大學；2020-12-12 原載：【論壇第5期話題】科技世代與人類未來丨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主講者：劉永謀、段偉文、閆宏秀、楊慶峰；來源：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