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象學角度對技術問題展開反思構成了人類哲學領域獨特的風景線，我們可以例舉出一個典型名單，從經典的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到當前的德雷福斯、唐·伊德、斯蒂格勒、維貝克等人。這個名單背後還有一個人若隱若現：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利科對伊德本人影響巨大，成就了伊德但也影響了伊德。不僅如此，在斯蒂格勒的作品中，利科也成為一個思想來源，但是稱不上影響巨大。本文主要是對斯蒂格勒對於當代增強技術的討論有著怎樣的啟發進行分析。

筆者通過兩種數據檢索方式搜索了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三卷本。（1）輸入德里達（J.Derrida）、胡塞爾（E.Husserl）、海德格爾（M.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現象學家的名字分析斯蒂格勒更倚重哪一位現象學家？在三卷中，德里達共出現120次，胡塞爾共出現了529次，海德格爾出現了355次，利科出現了34次。

（2）輸入記憶（memory）、遺忘（forgetting）、過去（past）、技藝（technics）等關鍵詞分析《技術與時間》的關鍵主題是什麼？在三卷中，記憶出現了822次；遺忘出現了93次；過去出現了596次，而技術出現了668次。以這兩組數據為依據，會推演出一些基本結論：從第一個檢索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最為倚重胡塞爾，他在最大程度上把胡塞爾作為了思想來源或者批判對象；利科的影響最小，查閱斯蒂格勒的利科引用文獻會發現他僅僅引用了利科的《時間與敘事》一本；從第二個檢索中，可以看出，對於斯蒂格勒來說記憶的地位很顯然超過了技藝。

這一點超出了一般人對這三卷本的認識，根據題目和論述章節，可以推演出斯蒂格勒賦予技術（技藝）以本體論的地位，而記憶無法顯現出來。這本書至少題目以及目錄卻很少能夠顯示出這一主題的重要性。第二個結論引發了我們的一個新問題的產生：就記憶主題而言，為什麼學理分析與數字分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結論？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學理分析與數字分析能夠有效形成呼應，數據分析能夠有效地支撐嚴謹的學理分析。所以這一悖論將數字人文研究方法與傳統研究方法的關係暴漏出來：需要警惕數據分析存在的先天缺陷：較少的數字未必意味著這一主題的缺失，可能是隱藏在文本深處的；而較多的數字並不僅僅意味著某個主題的主導，尚需要學理分析的支撐，而學理分析的失察可以通過數字分析加以彌補。

從人類增強的人文主義分析入手是一個很好的嘗試。人類增強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以enhancement或者augmentation進行關鍵詞搜索的結果會令人失望。倉促得出一個結論，斯蒂格勒不關心人類增強問題或許是錯誤的。可以說，這一並沒有在數據上得到支持。然而，這一問題卻被挖掘到了。許煜教授在《遞歸與偶然》（2020）中提到這樣一個問題。

「除了奧古斯特.魏斯曼對中質和體細胞的區分，以及基因型和表現型的區分意外，斯蒂格勒還發現了第三種類型的遺傳，它既非身體性也非基因性，而是技術性的。這個觀點依然是對生物學強有力的解構，直至今天，隨著人體增強和基因工程項目的即將展開，這個觀點才明晰起來。」[1]這意味著哲學家對於某一具體技術問題的探討並非是材料內容上的，而是哲學啟發上的觀點或方法。

（本文作者：楊慶峰；單位：復旦大學；說明：劉永謀、段偉文和閆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發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2卷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