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總想努力對他所處的時代說些什麼，斯蒂格勒亦然。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以互聯網和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對於整個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框定與加速現象成為每個人都無法回避的時代規定性。在斯蒂格勒看來，數字技術所推動的超級工業社會或自動化社會開啟了無產階級化的新階段，正在使人類社會走向邪惡化和下流化，甚至沿著向下的「惡的螺旋」滑向系統性愚昧的時代。[1]

為了回應人類紀、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推動下的這一「技術突變」（technological mutation），在講授南京課程《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他特別建議聽眾展開跨學科工作（transdisciplinary work）。[2]而這與他將哲學問題等同於技術問題的主張是一致的:以技術為關鍵線索追問形而上學的歷史與演進，聚焦在此進程中所發生的認識論斷裂與實踐中斷，探討由此導致的人類的危機與出路。換言之，斯蒂格勒以技術為核心的思考所聚焦是歷史境遇中的技術形態與人類命運。

而當下尤其引人關注的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紀狀況下，科學因工業之需而與技術相連接，技術遂成為異質性實踐與復合性知識型:科學與技術拼接為「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技術科學、技性科學）,進而發展出「技術-工業」、「技術-社會」乃至「技術化生命」。[3]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技術化科學」的確切所指，就是科學、技術在實踐層面趨於一體化意義上的「科技」，而「科技」一詞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步入科技產業化快車道後的流行便是現實的明證，當然這也表明了中國思維與文化中對待科技的實踐性與實用化取向。

在斯蒂格勒看來，科技這種新的知識型徹底改變了科學的目的，使科學的使命由探討事物的「存在」與「同一性」轉軌至根據工業的需要開發事物的「生成」與「可能性」倘若我們能深入辨析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現象技術」（Phenomenotechnique）和諾德曼（Alfred Nordmann）的「本體技術」（noumenal technology）等對技術化科學/科技的解讀及其張力，或可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斯蒂格勒對工業和資本主導的科技的形而上學疑惑:不能忽視由技術-工業單邊決定技術化生命的所有可能性的選擇，因為這種以利潤快速獲取為准則的選擇根本就是不科學的。（[3]，p.148）

在康德對理性與知性的區分的基礎上，他認為這種選擇是不可靠的技術化的知性對科學與理性的僭越。為了回應這一挑戰，哲學對他而言意味著以理性回歸為目標的哲學化的技術工作或技術學/科技學:聚焦技術/科技時代人類的狀態，在進行技術/科技/工業研究的同時，致力於對技術/科技/工業的批判與重新引領。而這些跨學科的研究、批判與引領，無疑出於對科技時代人的關懷，旨在審視和改善人的狀況。

由此，與偏好分析的學院式哲學不同，斯蒂格勒為其所從事的技術工作或技術學搭建的理論平台對技術與人的生成過程、現實境遇與未來願景給予了全方位的觀照。為了廓清技術與人的關係，他從古人類學家安德烈.勒魯瓦.古漢描述的生命外置化和技術哲學家西蒙東的個體化的思想出發，將基於技術的「人化」（I‘hominisation）視為用有機生命以外的方式延續生命的「後種系生成」或一般的生命進化過程，即不斷湧現出由技術形成的非有機器官或人造器官的器官的外置化過程。

（本文作者段偉文，单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2020-12-12 原載：【論壇第5期話題】科技世代與人類未來丨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主講者：劉永謀、段偉文、閆宏秀、楊慶峰；來源：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說明：劉永謀、段偉文和閆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發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2卷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