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算的不可抗拒性與不可計算的未來中，或許斯蒂格勒更感受到了「計算」的不可抗拒性。如此，通過對海德格爾、伽達默爾、斯蒂格勒等哲學家和阿倫這位歷史學家對未來觀點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未來是可期望的，但是需要給予哲學的限定。所以，對「人文主義」這一哲學范疇的規范性使用就是把人文主義這種內涵規定性給予深度挖掘，這種挖掘會靠近時間的流逝性，會面對過去、當下和未來的三重維度，更會面對生命記憶的問題。

（2）人之有限性是使用人文主義哲學的第二個規定性。有限性意味著邊界的存在。我們可以理解為時間上的有限性，空間上的邊界性。那麼就人類增強技術發展而言，人類增強技術的未來邊界在哪里？斯蒂格勒提供了怎樣的哲學洞見呢？人類增強的文化心理以及技術實現不僅遮蔽了人類未來，更是讓我們對人之有限性缺乏足夠的了解。然而，當我們回顧整個思想史，會發現人的有限性被放置到不同的觀念框架下。如神-人對立的框架中，人的有限性是相對於神而言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力圖通過自我意識的活動與技術的實踐活動來不斷超越這種有限性。

理性和技術的無限強大完全讓人類忘記了自身的有限性對人自身而言的意義。幸運的是從海德格爾開始，在利科等人的推動下，人類的有限性被充分地詮釋了出來。從先驗層面看，人是時間性存在（20世紀20年代的海德格爾）；從經驗層面看，人是身體性存在（20世紀40年代的的梅洛-龐蒂）、歷史性存在（20世紀60年代的利科）、語言性存在（20世紀60年代的加達默爾）、政治性存在（20世紀60年代的沃格林）、技術性存在（20世紀80年代的唐.伊德、斯蒂格勒）等等。

當代增強技術是強調對人之有限性的突破，這是其特有的方向。這種內在邏輯依然是現代技術的邏輯延申，更加超越人的時間性存在（如通過記憶與意識上傳追求永生），忽略了人之有限性的存在（如通過特定藥物強化肉體的承受力）。而人文主義哲學反思卻是讓人不斷地意識到這兩個界限。如何將這條邊界線給揭示出來讓人知曉？延續這一邏輯任務，斯蒂格勒（2020）在邊界的討論上給出了一個技術哲學的規定，設想一個不可計算的未來，讓算法時代的可計算技術變成不可計算的技術。

他也為這個時代開出了一個藥方：建議一套信息技術理論。如今我們已經無法驗證他的這個藥方了，但是一個問題依然有效：當代增強技術是否是基於可計算技術的產物？這種信息技術理論能否成為化解以及消除當代增強技術導致的完全增強的戾氣？在筆者看來，面對上述問題，斯蒂格勒提供了有效的哲學洞見，而我們需要做的是澄清不可計算之物、不可數據化之物的哲學本質，以便讓未來變得可期。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新興增強技術前沿的人文主義哲學研究」（20&ZD04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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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tiegler, Bernard.2011. Technics and Time [M],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作者：楊慶峰；單位：復旦大學；說明：劉永謀、段偉文和閆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發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2卷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