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強度的運動就是情動。情動是受影響能力不同的物體/身體相互遭遇時的狀態變化。此種相遇會造成兩種後果，身體與外物要麼融合，要麼相互排斥，前者產生快樂的情動，後者產生痛苦的情動，兩者都是激情。情緒（emotion/feeling）與情動在當今的研究中常被混為一談，但德勒茲曾指出兩者並不相同。情動是在更加根本的層面運作的，此一層面無法被認識和掌握，就像某種有待加工的粗糙材料；情緒則是經過社會加工後的產物。兩者的關係借用康德的語言來說，就是所有情緒總是伴隨著情動。正如紅外線與紅色並不對立一樣，非觀念的情動與觀念的情緒並不衝突，情動暗示了情緒的強度界限。從這個意義上看，斯賓諾莎是首個對主體概念提出質疑的哲學家。德勒茲指出：「斯賓諾莎實際上正是想要以一種強度的方式來界定人的本質，將其視為一定量的強度。」生命就是充滿強度的情動。…

不過，真正的問題才剛剛開始，解決笛卡爾的自因問題只是第一步。德勒茲真正要面對的是建立了完善哲學體系的黑格爾。如果說笛卡爾的問題是世界之根據，那麼黑格爾的問題則是主體，「實體即主體」正是黑格爾哲學的全部原則。黑格爾將斯賓諾莎放置在理性主義傳統中，認為斯賓諾莎雖然解決了上帝存在的根據問題，但並沒有展開自因的自我運動，即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的另一面——世界的否定性的辯證運動。黑格爾批評斯賓諾莎主義是「無世界論」，即「一個堅持上帝存在，堅持唯有上帝存在的哲學」，由於「斯賓諾莎並沒有把上帝界說為上帝與世界的統一，而是認上帝為思想與形體（物質世界）的統一」，因此他的體系「只是認這世界為現象，並沒有現實的實在性」。也就是說，現存的世界並沒有「反映」絕對精神。依此視之，在斯賓諾莎的形而上學中，只有普遍的、未特殊化的東西是實在的，主觀的、個體性的東西並沒有實在性，「只有神是唯一的實體；自然、世界用斯賓諾莎的話來說只不過是實體的變相、樣式，並不是實體性的東西」，故而是「無個體性的」。…

從現實來看，黑格爾主義的歷史哲學能夠為戰後的蘇聯進行辯護，這符合彼時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但是，隨著冷戰中東西方陣營的勝負日趨明顯，這種辯護受到了挑戰。總之，一種總體性的歷史辯證法籠罩了戰後歐洲知識分子的全部心智，我們只需看看在以強調個人絕對自由而聞名的薩特筆下，個人行動最終在有機群體中形成了總體化的歷史動力，就可以了解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梅洛-龐蒂也認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黑格爾是所有哲學所實現的偉大事情的源頭……他開啟了一種探索，詳細探索了如何將非理性整合進一種擴大了的理性之中，這仍然是我們這個世紀的任務……解釋黑格爾就是我們的世紀中解決所有的哲學、政治和宗教問題所采取的立場。」…

1995年，伊芙·塞吉維克的《控制論褶皺中的羞恥：閱讀西爾文·湯姆金斯》和布萊恩·馬蘇米的《情動的自治》兩篇文章發表，宣告了20世紀西方學界的情動轉向。當今幾乎所有的人文領域都涉及對情動（affect）問題的討論，梅利莎·格雷格和格里高利·塞格沃斯在《情動研究讀本》的導論中總結了情動理論的八個主要研究方向，即技術哲學、生命技術、性別研究、精神分析、政治研究、語言研究、情感史批評和科學哲學，展現了情動理論跨學科和多維度的特點。情動理論幾乎與所有主流范式相對抗，它不僅反對傳統的理性主義和主體性哲學，而且不與同樣反對傳統哲學的各種後現代范式（結構主義、語言符號學以及精神分析等）為伍。正因如此，它為當今的批判理論家提供了全新的武器，喚醒了被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機器刻意壓抑的身體與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