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封建政府雖然很重視地方志，但是他們對地方志的認識相當狹隘，主要是看重它“資治”(輔助統治)的作用。明朝有個官吏叫鄭覆亨，被派到海州(江蘇東海)去做剌史，一進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滿目荒涼，茅屋不飄炊煙，鎮子上只剩寥寥幾戶人家，孔廟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這樣破敗的原因，他說，比如行醫，州的百姓就是病人，州的志書就是經過驗證的藥方，他要按病求方，再根據方子來治病。清朝四川保寧府(今閬中縣)有個太守也說過：“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讀志何以能知。”(徐宗斡：《(道光)保寧府志序》)長期以來，地方志的功用基本上就局限在這個狹小的天地中。…

圖經到北宋進入了它最繁榮的時期。現知北宋圖經的數量大大超過隋唐。宋代將天下分為一府(首都開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學家鄭樵所著的《通志》，在《藝文略》“圖經”條下，載有北宋圖經的目錄，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圖經都是齊全的。

在我國歷史上，宋代是一個學術空氣比較自由活潑的時期，私人不得編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時，經過隋唐五代幾百年的編圖經用圖經，社會上下對圖經的價值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負的地方官，開始將修志作為一項地方文化事業來對待，而且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志書是一種很好的著作形式，通過它，可以向政府、向社會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學術見解，既能影響當代，又可以傳之後世，所以願意將他們的學識和才能貢獻給地方志事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北宋的圖經不僅數量多，而且在質量上有了重大突破，從內容到體例都在從早期圖經的舊框框中擺脫出來。…

圖經雖說起源於東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默默無聞。可能由於它圖文並茂，既具體又形象，特別適合於中央集權政府了解各地概況的需要，自隋朝大業年以來，它成為官修志書的主要形式，從多種類型的地方文獻中脫穎而出，一枝獨秀，不僅數量猛增，而且逐漸薈萃了其他地方文獻的長處，成為方志類圖書的主流。

隋朝的圖經都散失了，現在能知道書名的不過五六種。唐至五代的圖經絕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國大西北的幹旱風沙，才保存下來一點珍貴的實物資料，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十幾種唐至五代的圖經地志殘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學術界重視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圖經》(《沙州都督府圖經》)和《西州圖經》。它們現存的篇幅雖然不多，但所記的事物往往不見於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與地方志的產生有密切關系的，還有古地圖。地圖是地理學的特有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文字記錄更能夠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個地區的地理特點。

中國的地圖起源很早。傳說神農氏、黃帝的時代，已經有了《神農地形圖》、《黃帝九州圖》。當大禹走遍全國治水的時候，也該是有地圖作參考的吧。據說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銅)，鑄成九個大鼎，分別代表九州。鼎上繪著九州的山川、草木、物產、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廟裏，作為傳國的寶器。後來商滅夏，九鼎被遷到商的都城；周滅商，又將鼎遷到周的東都洛邑。戰國時期，秦國和楚國都曾興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奪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見“九鼎”和它上面的地圖，是當時國家統治權力的象征。…

盡管《周禮》所說的“方志”還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地方志，但是在現存的先秦典籍中，已經可以覓到後世地方志的一些蹤跡。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都有根據史官的記錄編成的史書，如晉國的史書叫“乘”，楚國的史書叫“梼杌”〔taowu逃物〕，魯國的史書叫“春秋”。《墨子·明鬼篇》還提到過“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現在能見到的只有孔子據魯國史書修訂而成的《春秋》了。《春秋》是一部簡略的編年史，從它可以推想各諸侯國史書的大概模樣。這些國別史是我國最早的一批地方史，它們是後來地方志中歷史門類的遠祖。…

隋唐兩宋，是我國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時期。經過漫長的孕育和發展，中國地方志終於進入了它的成年期。

官修志書形成制度…

從兩千年前說起

如果你溯長江而上，去探尋它的源頭，你將會看到：滾滾長江，最初不過是從青藏高原萬裏冰川的冰淩上一顆顆滴下的小水珠。它們聚集成許多條細細的水流，再匯成溪，匯成河，一路上接納著大大小小的其他河流，終於匯成大江，浩蕩東去。你想過嗎？這正是燦爛的中華文化積累和發展過程的縮影。 

中國地方志起源於何時？怎樣發展到了今天的規模？這樣從兩千年前說起。

周代的“四方之志”…

中國的地方志不僅數量可觀，而且隨著它所記敘的範圍不同，有著許多不同的種類，有繁有簡，有分有合，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結構完整的方志大家族。 

這個地方志家族有三大類成員： 

第一類是全國總志，又稱為“一統志”。它以一朝一代的行政區域為綱，用地方志的體裁記述全國的情況。著名的全國總志有隋代的《隋區宇圖志》、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代的“一統志”等。 …

但是，中國歷代編修的地方志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還有更多的地方志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傳到今天，在歷史的長河中相繼湮沒了。 

在雕版印刷術廣泛使用以前，書籍靠手抄，難以廣泛流傳，所以多數不能保存下來。南齊的陸澄曾輯錄160家地理著作，編成《地理書》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補了84家，匯編成252卷，稱為《地記》。過了不過100來年，到唐朝貞觀年間編《隋書·經籍志》的時候，這200多種書的原本已經9/10找不到了。再過幾百年，到元明兩代，《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書也已十不存一，連陸氏、任氏的匯輯本也失傳了。可見古代書籍的散失有多麽嚴重。 …

舉世聞名的中國古代典籍，是中華民族貢獻給人類文化的瑰寶。地方志是中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卷帙浩繁，而且品類齊全，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中國古籍之林中獨具風采。 …

地方的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行政區劃常常變更，新的事物在不斷出現，人物代代更替，戶口、田畝、賦稅年年都不同……，所以，編修地方志不可能一勞永逸；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資料陳舊過時了，方志就需要重修。歷代中央政府為了能準確及時地掌握地方的情況，往往下達行政命令，要求全國各地編寫新志。在天下太平的時候，一般隔幾十年要重修一次。在災荒或戰爭引起社會大變動以後，重修志書的要求就更為迫切。我國大多數地方都曾多次編修地方志。多的像江蘇常熟，在明清兩代曾修志20幾次，平均不到30年就重修一次。 …

地方志的主要任務是記錄事實，積累資料。許多地方志出於名家手筆，寫得文采動人。但是它不同於文學作品。地方志必須準確地反映事實，絕不允許想象和虛構。如《(同治)竹溪縣志》(湖北竹溪)卷十六記1862年的一次極光，這是一段優美的散文，而地點、時間、方位、過程、情狀都十分確鑿具體：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東北有星大如月，色似爐鐵，人不能仰視。初出，聲淒淒然，光芒閃爍。 頃之，向北一瀉數丈，欲墜覆止，止輒動搖，直至半空。忽然銀瓶乍破，傾出萬斛明珠，繽紛滿天，五色俱備，離地丈許始沒。沒後猶覺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

地方文獻的種類很多。地方志以外的地方文獻，大多各自有一個側重面：有的記歷史，有的記現狀，有的記地理，有的記人物，有的記政治經濟，有的記文化藝術，有的只記一時一事。只有地方志，它的記述以最近一段時期(一般是幾十年)的現實狀況為主，同時要兼敘歷史沿革，無論天文地理、名勝古跡、資源物產、民族、宗教、風俗以及政治措施、軍政機構、典章制度、經濟狀況、文化科學、著名人物、重大事件以至方言俗語、金石碑刻、天災人禍、故事傳說等等，只要和這個地區有關，統統屬於它的記述範圍。地方志的“包羅萬象”是它區別於其他種類地方文獻的一大特色。…

地方志的記述都有一定的地區範圍，通常是按照一定的行政區劃，按省、按府、按州縣、按市編寫。也有為村、鎮或山脈、河流、湖泊、名勝古跡等等編寫志書的。 

地方志曾經有過一些不同的名稱，如在隋唐時期通稱為“圖經”，從南宋以後，直到現在，多數就稱為“××志”，少數仍稱為“圖經”，或稱為“乘”、“略”、“典”、“書”、“錄”等等。無論叫什麽名字，前面都冠以地名。有的冠以該地的古稱、簡稱或別稱。如《臨安志》(浙江杭州)、《琴川志》(江蘇常熟)。福州城東有九仙山、西有閩山、南有越王山，所以福州別稱三山，有的福州志便稱為《三山志》。《滇略》是雲南方志，《閩書》是福建方志，《雄乘》是河北雄縣縣志，《剡…

當我們為祖國地方志事業的累累碩果而自豪的時候，不能不想到古往今來那無數為栽培這些碩果付出了心血的人們。他們之中，包含了像章學誠這樣傑出的方志學家，而更多的是遍布於中國大地的默默耕耘的修志人。…

清代的章學誠雖然被尊為方志學的開山祖，但是對於他來說，地方志只是史學的一個分支，還不是一個獨立學科。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志》第21卷第18期發表了梁啟超的文章《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此文為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章)，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學”這個學科概念。這篇文章對傳統方志學作了系統的總結，論證並確立了章學誠在方志學史上的地位。從此，方志學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躋身於學術之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國一起，重新煥發出青春。

當年，在烽煙滾滾的抗日戰爭年代，在革命聖地延安，中國共產黨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頒布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指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決定》將地方志列為調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不過，盡管對地方志的價值早已有充分的認識，那時候在戎馬倥傯之中，不可能大規模地組織編寫新方志。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編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地方志作為一種文化事業，緊密聯系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帝國主義的炮火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方志也越過了它的第一個輝煌的高峰，和整個中華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嶇曲折的路程。…

飛馳的歲月，不僅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地方志，而且積累了豐富的修志經驗。人們一面實踐，一面思考，對於地方志的性質、特點、功用、內容、編纂方法，以及它產生、發展的過程和常盛不衰的奧秘，探討得越來越深入，逐漸形成一門系統的學問，這就是方志學。

一開始，人們對於地方志的思考和見解，多見於志書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鄭興裔《廣陵志序》說：“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說明他認識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關系。宋代劉文富《嚴州圖經序》說：修志是為了記下前人處理地方政事的各種措施和經驗，以“告後之為政”。宋代董弅…

歷史翻到公元1368年。這一年正月，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八月，明朝的北伐軍進占元大都，完成了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改朝換代。出身於農民領袖的朱元璋剛剛坐上皇位，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全國百廢待興：行政機構要重建，戶口要清理，田地要重新丈量，賦稅要趕緊整頓……無數緊急的事等著辦，他卻沒有忘記首先將修志提上日程。

明代曾經五次修總志，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中就修了三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詔令儒士：“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顛末為書。”(見《明史·藝文志》)到年底就完成了《大明志書》。但此書已失傳了。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修成《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詳記郡縣的建置沿革；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修成《環宇通衢書》，專記全國的交通驛程。這三次修志，重點在地理和交通，看來是為了應付整理全國行政區劃和建立有效的地方行政系統之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