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作為一種文化事業，緊密聯系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帝國主義的炮火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方志也越過了它的第一個輝煌的高峰，和整個中華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嶇曲折的路程。

坎坷和探索的38年

辛亥革命的風暴卷走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卻並沒有結束中國屈辱和苦難的歷史。公元1911年以後的中國，依然內外交困，政局動蕩不安。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同以前的歷屆政府一樣，即使自身在風雨飄搖之中，也並沒有忘掉修志。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達要求全國各地修志的通令。國民政府在1929年頒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應於各省會所在地，設立省通志館”.“即由該館編擬志書凡例及分類綱目”上報內政部。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九條，規定省志30年一修，市、縣志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這個“辦法”，並制訂了《各省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這些措施，在全國起了一定的組織和推動作用。但是，在風雨如晦的中國，有哪個角落可以讓人們安下心來修志呢？

地方志事業面臨著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政權更叠，財政拮據等等許多問題。河南通志局1921年成立，中間兩次改組，花了15年時間才編成一部通志稿，由於日寇侵略，沒來得及印刷，稿子被運到四川，抗戰勝利後再運回來，已經損失大半，終於未能成書。上海通志館為編上海志已經積累了1000多萬字的資料，因日軍進攻上海，通志館關閉，修志半途而廢。貴州通志館成立於1919年，四年後因滇軍軍閥唐繼堯入侵貴州而停頓。1930年恢覆，不到一年，又因軍閥內訌而中斷。1935年國民黨勢力進入貴州，再次組織修志，其中數經人事變遷，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貴州，再次中斷。《貴州通志》雖然僥幸沒有夭折，但斷斷續續直到1948年才成書印出，前後竟然花費了30年。各省通志館的命運大致差不多。

省志如此，基層地方志的境遇當然不會更優越。曾與蔡鍔將軍有八拜之交的修承浩老先生，以花甲之年受聘修湖南沅陵縣志。由於兵荒馬亂，書院和各種公共場所全成了屯兵之處，為了尋找一塊可以安身修志的地方，幾次“挾策抱牘，狼狽遷居”。最後總算在寺廟中借得一席之地，花費一年零八個月，於1931年8月將志書編成，卻又無錢刻印，只好長期將志稿藏在家裏。安徽阜陽縣從1935年動手修縣志，收集采訪兩年多，將要成稿時，抗日戰爭爆發，阜陽雖然沒有淪陷，但是敵騎逼境，無有寧日，1938年又遭日本飛機狂轟濫炸，縣城陷入一片火海，幸而志館工作人員從大火中搶出了部分志稿。到1944年才能重新坐下來根據舊稿續編，於1947年得以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以後的38年中，方志事業的處境何等艱難。

不過，即使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方志的編纂工作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奮鬥。浙江省在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便設立了通志館並開始工作。黑龍江通志局、廣東通志館、福建修志總局，也都是建立或恢覆在北洋政府正式下達修志通令之前。如果按現存的志書計算(不考慮亡佚的)，方志全盛時期的清朝，每年平均有志書18種，而《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記錄的民國方志有1500多種，每年平均達到31種。有些邊遠省份，修志的絕對數量甚至超過享國近300年的清代。像西藏在清末以前可以說沒有一部像樣的縣志，民國時期卻修了13種縣志。

這一時期，一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繼承了清代學者修志的傳統，積極參與編寫地方志。他們既有我國傳統學術的深厚功底，又接受了近代科學知識和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痛心於山河破碎，國運衰微，往往通過地方志表達出他們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思考。他們對地方志從內容到體例作了一系列改革的嘗試，編出了一批很有新意的志書。這些志書著意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重視科學，重視民生，重視能夠振興中國的實業，給方志界吹進了一股清新的風。

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黃炎培主修的《(民國)川沙縣志》(上海川沙)、史學名家柳詒徵、黃煥鑣編纂的《(民國)首都志》(江蘇南京)、歷史學家兼方志學家李泰棻編纂的《(民國)陽原縣志》(河北陽原)，都是民國前期方志的代表作。它們都以大量篇幅反映了近代文明的進展。《(民國)首都志》中，新創設的類目如氣候、警政、司法、外交等占總篇幅的4/10；交通、禮俗、方言、宗教等，在舊志裏只是其他類目的附庸，在這部志書中都大大擴充，蔚為大觀。《(民國)陽原縣志》的“農業”一項，分為富農、自耕農、半租農、全租農、全佃農五種，分別記述他們的生產狀況，確實是以實際的社會調查為基礎的，絕非照搬舊志格式者可比。又獨創“生活”一門，從衣服、首飾、飲食、娛樂幾個方面記錄民眾的日常生活，通過具體的吃、穿反映貧民與富人生活質量的差別。並在卷首配發照片，將富人與貧民的服飾、住居作對比，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八年抗戰時期，許多文化教育機構遷到大後方，一些學者在顛沛的流亡生活中仍然修志不輟。教育家、語言學家黎錦熙隨北京師範大學西遷陜西。他提出，文化界人士要對抗日救國真正負起責任來，“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給所有的地方修縣志”(《洛川縣志自序》)。因為地方志可以作為探索救國之路的依據。他自己身體力行，先後主纂了陜西的城固、洛川、宜川、同官(今銅川市)、黃陵諸縣縣志，都是當時的名志。

黎錦熙的《(民國)洛川縣志》，淘汰了舊志中的“宦績”、“封爵”一類過時的篇目，增加了許多新內容。像“農業”類加上了“地政”，成為“地政農業志”，中有“全縣地價之估定”、“城市地籍之整理”、“土地分配”、“土地利用”等細目；“財政志”中有“人民負擔”一目；“衛生志”以翔實的數據記載洛川人民的飲食、營養和體質狀況；他還結合自己的專長，調查洛川的方言俗諺歌謠，設立“方言謠諺志”，都是既新鮮又實用的。凡是和抗戰有關的事，《洛川縣志》都不厭其詳地記載，“務使人人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借以振衰起懦，敵愾同仇，共赴國難”(韓賡丞《洛川縣志跋言》)。同官縣、黃陵縣諸志，體例都和《洛川縣志》大體相同。

民國時期的學者們努力將科學知識帶進地方志。記人口，不再僅僅是簡單的多少戶、多少“口”，有了出生率、死亡率、性別比率、年齡構成，既有動態的調查，也有靜態的分析；記氣候，不再僅僅是記錄“災異”，描述災變，有了雨量統計、雨量分布、氣象變化的歷年比較等。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遷到貴州遵義以後，研究人員張其昀帶領研究生，用科學方法詳細考察了當地的地質、地形、氣候、土壤、生產、交通、民族、史事等，編了一部體裁全新的《遵義新志》。1945年，顧頡剛、傅振倫等曾組織當時雲集於四川北碚的各種學術機關的科學工作者，各人發揮專長，合作編纂《北碚志》。預計全書分為八編：大事編、地理考、政治略、經濟略、文獻略、社會略、列傳、聚落記。書後有別錄，包括文征、機關社團名錄、索引等。這不僅是對傳統修志方法的一種改革，其內容之新穎在民國方志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可惜這部志書沒有最後完成，只寫成了大約60萬字的稿子。

祖國因經濟落後而飽受欺淩的切膚之痛，使國人深切認識到發展經濟乃是民族自強之本。方志家們也更多地將眼光投向經濟領域。據統計，清代的一些志書名作，如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洪亮吉的《(嘉慶)涇縣志》等，其經濟門類只占全書的3—5%。而民國方志中經濟方面的內容大幅度增加，如川沙、洛川等志，經濟門類一般占到全書的20%以上。當時的浙江大學校長蔣夢麟曾為修浙江省志擬訂了一個方案，按照他的設計，經濟門類要占全書的1/3。

民國方志更普遍註意記載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史實。例如，《(民國)璦琿縣志》特詳於17世紀以來的中俄關系。小小一縣，卻在縣志中特設了“外交志”一卷，記載《中俄璦琿條約》和歷年中俄交涉事件及其他條約。它的“藝文志”不是收錄詩文，而是收錄有關中俄交涉的文獻公牘。它的“武事志”，歷數沙俄對璦琿的侵略及中國軍民的抵抗，其中周繼功的《庚子之秋，邊釁互開，璦琿不守，人民流離原委記》，十分細致地描述了璦琿失守的經過和百姓流離失所的慘景，是研究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沙俄侵略黑龍江的第一手資料。《(民國)膠澳志》，引用德、日占據青島時的原始檔案和其他文獻，記述了德、日帝國主義侵占我國膠東半島的始末。安徽的《(民國)阜陽縣志續編》專設類目匯輯抗日戰爭史料。《(民國)察哈爾省通志》設有《長城抗戰紀略》一章，記載二十九軍官兵英勇抗戰的事跡，都能使人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

民國方志用於記錄事實的手段更加豐富多樣。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就強調要盡量采用新技術。如“輿圖應由專門人員以最新科學方法制繪精印，訂列專冊，以裨實用”。“地方名勝、古跡、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種古物，在歷史上有重要的價值者，均應攝制影片編入，以存真跡。”“志書中應多列統計表”，等等。民國志書廣泛采用測繪、照片及新式統計圖表。有的用鉛字排印，新式裝訂，使志書面目煥然一新。如《(民國)首都志》中，列有62張表、75幀照片、52幅地圖，加上硬皮精裝，其準確、生動、美觀、實用，自是舊式志書無法望其項背的。民國方志多數采用淺近文言，加上新式標點，有的將方言用國際音標註音，以便於一般人閱讀。這些編制技術上的進步，也是近代科學文化發展的生動反映。

不過，必須指出，大多數民國方志基本上還是沿襲舊志的體例，只是或多或少地插入一些諸如民政、教育、交通、實業之類的新類目，以適應近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民國方志中也包含著一些清朝遺老的作品，不用說它們是處處遵守封建舊志的規範。更有極個別漢奸傀儡政府編的地方志，如漢奸黃希文的《增修磁縣縣志》(河北磁縣)之類，公然為日本侵略者張目，甚至露骨地宣揚侵略者的“理論”，這只能給他的賣國求榮永遠打上恥辱的印記。

總的看來，民國時期的地方志，就像當時的整個中國一樣，處在新舊交替之中。少數有識之士已經沖出封建舊志的藩籬，正在山重水覆之間探索，尋找著柳暗花明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