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經到北宋進入了它最繁榮的時期。現知北宋圖經的數量大大超過隋唐。宋代將天下分為一府(首都開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學家鄭樵所著的《通志》，在《藝文略》“圖經”條下，載有北宋圖經的目錄，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圖經都是齊全的。

在我國歷史上，宋代是一個學術空氣比較自由活潑的時期，私人不得編史修志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時，經過隋唐五代幾百年的編圖經用圖經，社會上下對圖經的價值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負的地方官，開始將修志作為一項地方文化事業來對待，而且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志書是一種很好的著作形式，通過它，可以向政府、向社會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學術見解，既能影響當代，又可以傳之後世，所以願意將他們的學識和才能貢獻給地方志事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北宋的圖經不僅數量多，而且在質量上有了重大突破，從內容到體例都在從早期圖經的舊框框中擺脫出來。

圖經在質量上的突破，突出地表現在它開始掙脫古地理書傳統範圍的束縛，大量增加了歷史和社會的內容，逐漸向兼記史地、統合古今的正式地方志過渡。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是體現這一轉變的名著。

樂史是撫州宜黃(江西宜黃)人，一生志在研究歷史地理。他曾長期擔任史館編修，得以閱讀皇家檔案和藏書，又做過多年地方官，獲得很多親身感受。《太平寰宇記》是一部全國總志，原有200卷，現存192卷。它的書名一語雙關，既說明這部書編於宋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984年)，又表示對宋朝大一統“太平盛世”的讚頌。樂史在這部書中，除保留傳統的地理類目外，增設了姓氏、人物、風俗等類；由人物又擴充到官爵、詩詞、雜事；不僅參考了過去的地志、圖經，對於正史、雜史以至小說筆記中的材料，只要靠得住，也都盡量采取，從而大大擴充了志書的容量。過去也有個別志書記載過人物或歌謠，那只是偶爾的曇花一現，不能形成普遍的氣候。《太平寰宇記》卻能將多方面的內容融會貫通，合理地綜合組織起來，從此確立了歷史、人物、藝文在志書中的地位，為以後修志樹立了史、地、人、文並重的範例。《四庫全書總目》評論它說：“後來方志必列入人物藝文者，其體皆始於(樂)史，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始詳，體例亦自是而大變。”(《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顯然認為它是方志史上的一個裏程碑。

北宋另外兩部著名的全國性志書，一是官修的《元豐九域志》，已如前述，基本上仍是傳統的地理志；一是歐陽忞〔min民〕的《輿地廣記》，著重記述政區的沿革和地名的變遷，只能算一部記載地理沿革的專志。而南宋流傳到今天的兩部總志，一是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一是祝穆的《方輿勝覽》，都承襲了《太平寰宇記》有史有地有文的體裁。它們尤其重視記載古跡名勝，收進了大量詠讚地方風土的詩文。不過，這兩部“總志”都只限於記述南宋的疆域，沒有包括北方金國治理下的大片土地。

北宋的地區性圖經有刻本傳下來的，只有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記》。朱長文是蘇州人，因為有足疾，早年不肯出來謀官做，在家裏築了一所“樂圃坊”，讀書著書，學問“名動京師”，以致經過蘇州的士大夫都以不曾到過樂圃坊為恥。他非常熟悉當地掌故，地方官到任總要先登門拜訪他，將政務上的疑難向他請教，他都能提出切實的富於建設性的意見。《吳郡圖經續記》是一部蘇州志，完成於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是續舊的《吳郡圖經》而作的。在它的28個門類中，包含有學校、人物、事志、雜錄等，當時人就很稱讚它記事之全備。此外，還有一部《明州圖經》(浙江寧波)，成書於北宋末的大觀年間(公元1107—1110年)，問世不久即毀於兵火。但據看見過它的人說，它也有人物、古跡、釋氏(佛教人物)、道流(道教人物)等類目，和《吳郡圖經續記》很相似。由此可見，北宋的地區性圖經，同樣在悄悄地越過單純地理書的邊界，邁進了更為寬闊的社會和歷史學的領域。

圖經本來是以圖為主，以文字說明為輔的。後來圖經中需要說明的事情越來越多，文字部分就越來越詳細，圖則逐漸退居到次要地位。圖又很容易丟失。無論什麽時候，處理圖畫總是比處理文字要困難些，在傳抄或翻刻圖經的過程中，常有人只抄刻文字，而將圖畫舍棄。而且，古代的圖軸幅很大，展開和折疊都麻煩，人們往往把“圖”和“經”(文字說明)分開繕寫，分別保存，所以，有些“圖經”本身並沒有圖，一旦另行出版的圖幅損壞或丟失，它卻仍稱為“圖經”，就名不符實了。

於是，從北宋開始，“圖經”這個名稱也開始發生變化，逐漸被“志”所代替。北宋元豐年間官修的《九域圖》，因為沒有圖而改稱《九域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嚴州(浙江建德)幾種志書的名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變化的脈絡。嚴州在宋代一共修志五次，前三次都稱為圖經，都失傳了。第四次修於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起初仍題名《嚴州圖經》，後來被改稱《新定志》，兩個名稱並存，說明這時候“圖經”和“志”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沒有區別。景定年間(公元1260—1264年)第五次再修，就徑直稱為《新定續志》了。

還可以舉兩個例子：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羅鑒為新完成的《羅山志》(江西崇仁)寫序，序中說，這次修志是“以祥符圖經為祖”，而修成後卻“名曰《羅山志》”。又，南宋人筆記《賓退錄》卷四有這樣的記載：開禧年間(公元1205—1207年)“胥州重修圖經，號《江鄉志》”。都可以證明，在南宋人看來，“圖經”和“志”是同一種東西。而且，以“志”的名稱取代“圖經”，顯然是大勢所趨。

北宋以“志”命名的志書，現在知道的只有20多種，比“圖經”少得多。其中宋敏求的《長安志》(陜西西安)最受後人推崇。宋敏求做過宋朝的編修官，參與過《新唐書》等多部重要著作的編撰，自己家裏藏書30000卷，本人的著述也很多。他還纂修過《河南志》(河南洛陽)20卷，可惜散失了。同時代的史學大家司馬光曾為《河南志》寫過一篇序，只有這篇序幸運地保存了下來。司馬光在《河南志序》中稱嘆《長安志》和《河南志》內容的充實：“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裏、山川、津梁、亭驛、廟市、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跡、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開篇粲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值得註意的是，這兩部志書和《吳郡圖經續記》都是學者的個人著作。作者淵博的學識和見聞，對於豐富志書的內容(特別是人文、社會方面的內容)顯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南宋，稱為“圖經”的志書數量銳減，“志”的數量猛增。現有名稱可考的“志”有200多種，大大超過了“圖經”。這200多種志書遍及南方各省，有郡志、州志、縣志、都邑志，還有鎮志。我國現存最早一部鎮志《澉〔gan敢〕水志》(澉水是浙江海鹽的一個鎮)，就是南宋紹定三年(公元1230年)纂修的。

南宋偏安於富庶的江南，100多年中環境相對安定，經濟文化都有較大的發展；加上修志制度日益完善，大多數志書由才學之士主纂，一些文人學士痛心於中原失陷，常將故國之思，興亡之慨寓於修志之中；所以南宋的志書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好。現存的20多種南宋志書中，不少是歷來公認的名志。

南宋首都臨安(浙江杭州)，曾在乾道、淳祐、鹹淳年間三次修志，後人合稱《臨安三志》，都是宋志中的佼佼者。《(乾道)臨安志》在現存南宋志書中是最古的一部。它也是現存最早的杭州地方志，後面的兩部《臨安志》都是以它為藍本的。它的纂修者周淙曾兩度任臨安知府，關心農事，興修水利，多有善政。原書有15卷，現存只有第一至三卷。《(淳祐)臨安志》早年亡佚。清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意外地在書市上發現了它的殘抄本六卷，學者和藏書家們如獲至寶，甚至賦詩相慶，欣吟“宋室江山存梗概，鄉邦風物見繁華”；“真個蘇杭聞見廣，藝林佳話遍天涯。近年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從《永樂大典》殘卷中，找到一篇陳仁玉寫的《淳祐臨安志序》，才確知這部官修方志原有52卷，分為12門99類，全文有“數十萬言”。也才確知它的主纂者是陳仁玉。在現存的第五至十卷中，保存著它前、後兩志中都沒有的一些重要材料，所以不能因為篇帙不全就輕視它。《(鹹淳)臨安志》原有100卷，現存95卷，是三部志書中保存得最全的。它的纂修者潛說友，曾兼任過臨安知府，很有能力，但因趨附奸相，後來作平江府(今蘇州市)知府，元兵臨城時又棄城先逃，被認為人品微不足道。但他編的這部志書，在現存宋志中是內容最詳實的，而且體例完善，對於疑難問題或史料記載說法不一的，都加以考證，說明依據，對乾道、淳祐二志的記事多所訂正，它的史料價值一直為學術界所公認。

此外，如高似孫的《剡錄》(浙江嵊縣)，在卷首立“縣紀年”，這是縣志設立編年大事記的開始；又在第五卷中收進晉人阮裕、王羲之、謝靈運等14人的著作目錄和阮、王、謝的家譜目錄，開地方志收本地人著作的先例；都很有新意。南宋的幾種《四明志》(浙江寧波)、羅願的《(淳熙)新安志》(安徽歙縣)、楊潛的《(紹熙)雲間志》(江蘇松江)、範成大的《(紹定)吳郡志》(江蘇蘇州)、周應合的《(景定)建康志》(江蘇南京)等，也都有盛名。

兩宋時期，圖經、方志顯然早已是地方官的得力助手。北宋政治家寇準晚年被貶官到雷州(廣東海康)，剛到達州界，雷州的官吏已經在道旁拜迎，並且首先送上圖經。南宋理宗寶祐六年(公元1258年)，胡太初被調到汀州(福建長汀)做官，親朋都說這個地方“僻遠而難治”，他就在赴任之先，輾轉找到曾在汀州做過官的人，要求借地方志看看。可見南宋地方官離任時，往往還要帶走一部當地方志，留作以後參考。

我國方志學家張國淦在考察了早期方志的發展過程後總結說，隋唐以前，方志的門類“不過地圖、山川、風土、人物、物產數種而已”。而且是“分別單行，各自為書”。他認為：“方志之書，至趙宋而體例始備。舉凡輿圖、疆域、山川、名勝、建置、職官、賦稅、物產、鄉裏、風俗、人物、方伎、金石、藝文、災異無不匯於一編。”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現代方志學家普遍認為，我國地方志到南宋基本定型。從此，中國地方志站到了一條新的起跑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