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國一起，重新煥發出青春。

當年，在烽煙滾滾的抗日戰爭年代，在革命聖地延安，中國共產黨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頒布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指出：“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決定》將地方志列為調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不過，盡管對地方志的價值早已有充分的認識，那時候在戎馬倥傯之中，不可能大規模地組織編寫新方志。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編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1956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將編寫新方志列為《二十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方案》的20個重點項目之一，隨即組成國家地方志小組領導這項工作，掀起了新中國的第一次修志高潮。到1960年為止，全國已有20多個省區，500多個縣開展了修志。這第一批新方志多數是未定稿，正式出版的只有湖北的浠水、鹹寧、孝感、漢川、廣濟、應城等縣的簡志和河北的《懷來新志》、貴州的《水城縣志》、《鎮寧新志》等少數幾種。省志則只出版了《湖南省志》的《大事記》兩卷、《地理志》一卷。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國家和人民再次痛切地體驗了一個真理：建設中國，先要認識中國。1977年，山西省壽陽縣率先成立了縣志編纂委員會。1978年，湖南省決定恢覆省志的編纂工作。從80年代開始，全面掀起了新中國的第二次修志高潮。1981年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成立。1983年恢覆了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1985年公布了《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規定“編纂社會主義新方志，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同時也規定了新方志的體例和有關組織領導的事宜。一時間如同風起雲湧，各省、市、縣普遍建立起修志機構。計劃到本世紀末，除完成各省及直轄市的志書外，還要完成3782部縣、市志。經過年覆一年的辛勤耕耘，目前已進入新方志的豐收期，每年都有數百部新志問世。

新方志的編纂人員，力求運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資料修志。他們既繼承歷代修志的優秀傳統，又堅持改革，努力創新，完全根據現代自然和社會的實際狀況來安排內容，設置類目，以求真實地反映時代特點。為歷代舊志所忽略的生產活動、經濟活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和變革，在新方志中得到充分的重視。帝王官宦不再是方志中的主要角色，代替他們的是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和歷史功績。人們的努力獲得了可喜的成果。新中國的地方志無論在內容還是在體例方面都呈現出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的全新的風格。

現代地方志事業的另一個引人註目的變化，是修志已經走出了少數文人學士的圈子，正在邁開大步走向整個社會，形成一個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各級修志機構集合了一支實力雄厚的專業修志隊伍。據1994年的統計，僅省、市、縣三級修志機構就有專職和兼職人員11萬名以上。以這支隊伍為中心，帶動起全社會的協作，來深入調查國情和收集整理地方文獻。

各地方在修志過程中，采取很多辦法吸引方方面面的專家參與討論本地區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例如上海市的地方志機構和覆旦大學合作建立“上海研究中心”，邀集國內外的學者舉辦了一系列學術討論會：“上海宏觀研究學術討論會”、“上海租界研討會”、“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海派文化研討會”、“太平天國在上海研討會”、“鴉片戰爭在上海研討會”等等。並出版《上海研究論叢》，發表專業人員的研究成果，為更多的人參加研討提供一片園地。這樣的集思廣益，加深了對問題的認識，又提供了文獻信息，對於提高地方志的科學水準極有幫助。浙江的平湖、海鹽和上海的金山，也曾召開三縣縣志編纂者和專家學者共同參加的“古海鹽歷史沿革研討會”，經過研討，清理了三縣建置沿革上一些長期混淆不清的問題，糾正了舊志中幾個重大的錯誤。

為了配合編修省、市、縣志，許多鄉鎮、街道、廠礦、學校等基層單位紛紛著手編寫本單位的志書。四川溫江專區一共12個縣，修方志就是先從縣屬各鄉鎮、各部門普遍修“小志”開始。例如，由灌縣修《都江堰志》，由地區水利局修《人民渠志》等。一段時間裏，全地區到處可見征集資料的布告，到處有廣播、墻報在宣傳修志。各基層單位都設有資料員或聯絡員負責收集和傳遞信息。每個縣都有由各方面人士組成的“修志協進會”提供情況，出謀劃策。修“小志”既推動基層單位回顧和思考自己成長的歷程，又為修縣志打下了紮實的資料基礎。

在這些基層志書中，尤其值得註意的是鄉鎮志。如果說鄉鎮修志最初還主要是為縣志作資料準備，後來情況就有所不同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國鄉鎮經濟已經成了地方經濟的半壁江山。特別是其中一批歷史悠久、開放早、發展快的明星鄉鎮，它們的歷史、現狀和發展經驗引起了全世界的興趣和關註。鄉鎮志是了解我國鄉鎮發展的一個窗口，自然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意義。尤其南方沿海經濟增長較快，又素有修鄉鎮志傳統的江、浙等省，已經正式出版了一批名鄉名鎮志，更計劃在縣以上志書完成以後，在編修鄉鎮志上投入更多的力量。

按行業編寫的專志，在新中國也有了空前的發展。在科學技術一日千裏的今天，包羅萬象的地方志涉及許多學科、許多行業的專門知識，方志的編修人員不可能是萬能博士，樣樣都懂，怎樣才能保證志書的科學性呢？各地在編修省、市、縣志之前，往往先組織各行各業編寫專志，如山水志、名勝志、工業志、農業志、商業志、金融志、教育志、醫藥衛生志、科學技術志等等，作為未來志書的基礎。此外，還有由國家的專業部門主持編寫的專志，如由文化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中國戲劇家協會聯合發起分地區編《中國戲曲志》；教育系統設立“全國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會”，組織編寫教育史志；交通部組織各地編交通史志；由水利部組織分地區編《江河水利志》等。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這些大的水系都設有修志機構。《長江志》、《黃河志》、《珠江志》目前都已經分卷陸續問世。專志的編纂者都是本專業的行家裏手，他們給地方志帶來了新的知識、新的方法、新的視角，這是地方志質量的一個重要保證。

據1993年出版的《中國新方志目錄》統計，到1992年底，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基層志及專志已達8000種以上。基層志和專志自古便有，但是發展到今天這種規模，不能不說是方志史上的一大新景觀。它們和縣以上各級地方志一起，縱橫交錯，多層次、多角度地反映出我國社會歷史的真實進程。這種征集資料的聲勢和深度，這種修志的規模，在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無法想象的。

現代修志機構的職能也在發生變化，正在向多功能的地區信息中心發展。歷史上的修志機構大多是臨時拼湊的班子，只管修志，不管其他，志書修成便解散。現在，許多省、市、縣的方志編纂委員會除了修新志以外，又是地方文獻的整理研究機構，並憑借資料的優勢大量編輯資料書，包括年鑒、地區概況、旅遊指南、鄉土教材，以及各種學術資料匯編。它們在當地的經濟開發和文化建設中發揮著咨詢機構甚至智囊機構的作用。例如，武漢市在討論經濟發展戰略時，市志編委會為它提供了系統的參考資料；河北遷西縣縣志辦公室根據物產普查的結果，建議利用本縣豐富的酸棗資源，通過嫁接酸棗建立金絲小棗基地，被列為本縣發展山區經濟的一個重點項目；一大批漸趨衰落甚至瀕於絕跡的傳統名產，如福建平和縣素有“柚王”之稱的琯溪密柚、浙江蕭山縣有800年歷史的“東南佳品”湘湖蒓菜、四川什邡縣的曬煙、山東威海市的錫鑲工藝等，都是由於方志工作人員挖掘整理出有說服力的資料，引起政府和專業人員的重視，從而恢覆了勃勃生機，重新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修志機構還協同報紙、廣播電台、電視台開辟本地“歷史上的今天”欄目，舉辦以振興中華、了解家鄉為主題的知識競賽。它們的這些新職能，既發揮了資料的社會效益，又擴大了地方志的社會影響，並吸引著更多的人來為搜集整理地方文獻貢獻力量。

新中國的地方志事業，可以說還處於開創時期，猶如東升的朝陽，爛漫的春花，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廣大的地方志工作者還在不斷地實踐、總結、提高，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繼續譜寫著方志史的新篇章。

海峽對岸的台灣省，從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回歸祖國後，就成立了台灣通志館，後來改稱台灣文獻委員會。它整理出版了大量台灣文獻，並從1948年開始編纂《台灣省通志》，到1973年完成出版。同一時期，台灣各市、縣也都新編了志書。一些原籍大陸的旅台同胞，心系故土，自動組織起來收集整理家鄉文獻，盡其所能為故鄉修志。如安徽績溪旅台同鄉編有《績溪縣志》、安徽舒城同鄉會編有《舒城縣志》、浙江青田同鄉會編有《青田縣志(續修本)》。當然，在兩地隔絕的情況下，他們所依據的只能是不完全的文獻資料和片斷的回憶，但是，這每一部志書都寄托著他們濃厚的思鄉之情。隨著海峽兩岸的交往日益增多，兩岸在修志中還往往互通信息，互寄資料，交流成果，表現出地方志這一優秀文化傳統對於中華民族的無與倫比的凝聚力。一旦人為的阻隔被消除，海峽兩岸攜起手來，修志事業必將另有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