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對傳統文化價值的現代認識經歷了從遺物、遺產到活化的非遺這樣一個進程，但傳統文化如何活化傳承，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難題 ; 歷史遺存需要通過情感體驗和意象建構的審美活動喚醒記憶以活化，即從史學走向美學 ; 非遺美學是對民間文化審美價值的發現，意義在於使民間文化遺產在審美中復活，發掘傳統生活技藝的詩意內涵並回歸當代生活。

一 遺物、遺產與「鮮活的記憶」

20 世紀 70 年代保護人類文化遺產主張的提出是基於當代國際社會對人類文化記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問題形成的認識，但對傳統文化與當代文明關係的認識卻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是對傳統文化活態內涵的保護和傳承。歷史的活化意味著從遺存的記憶資料中發現鮮活的精神。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或 ICH）是21 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研究中新創的一個特殊概念。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1 年發布《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以後作為具體的文化保護實踐指導而提出的一個關於文化保護對象的新概念，正式表述於 2003 年頒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該公約提出非遺保護的主張是「考慮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之間的內在相互依存關係」［1］，也就是說非遺保護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72 年頒布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後繼行動。

保護文化遺產似乎可以說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但就現代社會的觀念來看其實並非如此無可置疑。在 19 世紀的歷史主義和進化論看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史料遺物雖然對於考古和歷史研究或許有用，但只是過去存在過的痕跡，只是作為進化確證的遺物，而未必是具有現實價值的「遺產」。因為隨著歷史的進步，過去的東西或者因為落後而廢棄消亡，或者被吸收到新的更高級的文化形態中因而不再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了。曾經發生過的「破四舊」運動雖然偏激，但卻有歷史進化論的思想基礎支撐，即認為凡是過去遺留的舊東西都是已被新事物取代而應當清除的腐朽有害之物。直到 20 世紀70 年代羅馬俱樂部關於人類發展危機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出版，才有較多的人注意到進化論發展觀帶來的人類文明發展的危機，因此才制定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也就是說，過去留下的東西不僅僅是遺物，而且可以因有價值而成為「遺產」。

關於遺產的價值，在《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提到了三個方面：歷史、藝術或科學［2］。歷史和科學是可估量的知識價值，而藝術價值可以通過消費市場體現為可交換的商業價值，遺產保護就是對這些價值的評估確認和防範損失。

然而，這種估值保護的方式把文化遺物切成按質論價的單位，特定文化的整體生命力和傳統的連續性被忽視了。20 世紀末隨著後殖民主義批判思潮的興起，多元文化主義成為重估人類文明史的新視角。在總體主義歷史觀所想像的一元化文明進程背後，形形色色的各種異質文化傳統仍然在生存和延續甚至發展，如美國社會學家薩林斯所說：「愛斯基摩人還在那裏，並且還是愛斯基摩人。」［3］許多土著族群離開了鄉土，改變了生活方式，但他們的集體記憶、傳統信仰、情感認同還在。這不是可按質論價的一件件遺物，而是文化深層的整體精神內涵。對這類精神性價值的關注和保護需要，促成了 21 世紀非遺保護的主張和實踐。

從「遺物」到「遺產」，再到「非物質的」精神遺產，這是對人類歷史和文明價值認識的演進——傳統文化的價值發現開始從物質性轉向心靈性。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在研究基督教文化的傳承時提出了兩個相對的傳承形態：一個是「教義取向的」（dogmatic），另一個是「神秘取向的」（mystic）；「教義主義者主張要掌握基督教教義的涵義……神秘主義者試圖借助內心之光（interior light）詮釋經文和儀式的涵義……我們可以把神秘主義和教義主義之間的關係比作鮮活的記憶和多少變為成規的傳統之間的關係。」［4］他在研究宗教傳承時注意到的不同傳承形態實際上涉及了更廣義文化遺產的不同形態和價值：一種是對固化形態的經典進行研究獲得的學術知識價值，另一種是「借助內心之光」理解、感悟而生成的「鮮活的記憶」，這是歷史的活態精神價值。

(《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非物質文化遺產美學研究」（項目編號18JZD01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巴黎，2003 年 10 月 17 日

［2］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巴 黎，1972 年 11 月 16 日，

［3］薩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銘銘等譯，第 119 頁，三聯書店 2000 年版。

［4］參見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等譯，第 170 —181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