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為祖國地方志事業的累累碩果而自豪的時候，不能不想到古往今來那無數為栽培這些碩果付出了心血的人們。他們之中，包含了像章學誠這樣傑出的方志學家，而更多的是遍布於中國大地的默默耕耘的修志人。

編好一部志書是不容易的，做一個優秀的方志編纂者同樣不容易。地方志的性質和特點，對修志人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明代人範嵩說過：“修史要有三長，修志同樣缺一不可。”(《重修建寧府志序》)“三長”指才、學、識，這是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對史學人才提出的要求。“才”是收集、鑒別、運用史料的能力；“學”是淵博的知識；“識”是卓越的見識，要能夠不屈從於權勢，不受利祿的引誘，不為偏見所左右，公正無私地把應該記錄的事情記錄下來。清初的李紱〔fu浮〕更指出，修志者不但要有修志之才，還要有修志之“志”，沒有堅韌不拔的志向，同樣會一事無成。當然，在封建時代，才、學、識、志兼備，遠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確實有許多人在修志的實踐中追求著這樣的理想，甚至傾畢生精力而不悔。

編好一部志書，不僅要掌握大量歷史文獻，還要作大量實地調查。修志人員往往要深入到窮鄉僻壤，去考察山川，尋訪古跡，了解風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更非有不怕勞苦，不畏艱險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不可。

南宋的祝穆，立志編一部全國總志。他來往於閩浙江淮湖廣之間，每到一處，必定登山涉水，尋蹤探源，弄清地理形勢，逢人便請教各地的風土人情。同時廣泛搜集文獻，到處借閱圖經，發現有用的資料就晝夜抄錄，毫無倦色。這樣準備了十幾年，幾易其稿，才完成了南宋著名的總志《方輿勝覽》。

元代山東志書《齊乘》的作者於欽，是山東人，在山東做官。他看到故鄉經過多年戰亂，古志已經蕩然無存，決心自己動手修志。他常常說：“我生長在齊，怎能不把齊的山川、位置、城邑、物產、靈秀的人物和各處的疆界都記錄下來呢？”他踏遍了故鄉的田野，到處訪問鄉老，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實現了這個心願。於欽去世的時候，家境蕭條，這部志書是他留給後人的唯一重要的遺產。由於它所依據的不僅是文獻資料，而且有許多親見親聞，一直很受後世的推崇。

四川的大足石窟，開鑿於晚唐至兩宋。它分布在大足縣境內20多處地點，一共有五萬多尊石刻造像。這個舉世無雙的藝術寶庫，曾經湮沒於荒草衰煙之中幾百年，早期的志書從來沒有記載。清朝嘉慶年間，四川屏山知縣張澍一度代理大足的政事，同時，代為主修大足縣志。張澍是個博覽經史的學者，不滿足於照抄舊志，更不因自己是臨時代理而馬虎敷衍。他不顧坡陡路滑，奔波在大足的山山嶺嶺之中，對各處的石刻作了多次考察，寫了十幾篇考察文章，並將考察結果記入大足縣志的“山川”、“古跡”篇，從而引起了後人的註意。現在，大足石窟已經名揚海內外，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人稱張澍是大足的第一個研究者，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有些編纂志書者自己身處逆境，或者面對著種種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但他們視方志事業重於一切，堅持修志不倦。

黑龍江的最早一部志書《龍沙紀略》，是它的著者方式濟在流放生涯中完成的。方式濟在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中進士，兩年後就發生了清代著名的文字獄之一——戴名世《南山集》案。由於戴名世稱讚並引用過方式濟的祖父方孝標的著作，早已去世的方孝標被開棺戮屍，方氏全族受到株連。方式濟隨同他的父親被流放到卜魁城(今齊齊哈爾)。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中，方式濟留心收集當地歷史文獻，加上實地調查，寫成了《龍沙紀略》。由於它的記載詳實，而且中國古籍中對邊疆地區的記載比較少，這部書成為後人研究黑龍江的重要典籍。

《(光緒)山西通志》的實際主纂者楊篤，一生和地方志結了不解之緣，也和緊張而清苦的生活結了不解之緣。他在36歲那年受聘纂修了《(同治)西寧縣志》(河北陽原)，由於編得好，一下子出了名，聘請他修志的紛至沓來，竟在24年中主編了13部志書，平均不到兩年一部。在編《(光緒)蔚州志》的時候，他一個人住在蔚州的城隍廟裏，常常工作到雞鳴天亮。除夕之夜，他在城隍廟裏寫了一付對聯，這是他修志生活的生動寫照：

滿屋圖書橫古墨，

虛堂鬼神伴孤燈。

楊篤45歲時受聘纂修《(光緒)山西通志》，此後，幾部志書齊頭並進。後來《山西通志》主纂者王軒去世，他又毅然擔當起主纂的重任，更是不顧勞累和疾病，惟恐志書不能完成。冬天，寒風霜雪伴著冷硯孤燈，手指凍腫凍裂了，血流到指甲上，仍然不肯停筆。親人在故鄉病危，也顧不得回家探望。他說：“一身壽命的長短，就聽天由命吧。如果三晉(山西)的文獻記載到我手裏斷絕了，罪過不是更大了嗎？”他60歲的時候，《(光緒)山西通志》終於脫稿。同一年，他本人也因積勞成疾而與世長辭。

高照是《(光緒)直隸和州志》(河北邢台附近)的主纂人。他沒有參加過科舉，靠經商為生，但很有文才，平時就熱心搜集和州文獻，寫了上百篇當地人的傳記，又為和州舊志寫了幾萬字的考證和補訂，為重修和州志做了許多準備。他說：“和州是我的家鄉，是我生活憩息的地方。半生中耳聞目睹的事情，如果竟讓它們漫漶湮滅了，那是要被先賢們譏笑的。”他向州官建議修志，州裏說沒有錢，他就捐出家財開設志局。志書修成後，他堅持不肯按州官的意志刪改，情願自己出資刊刻，雖然傾家蕩產，到底為後人留下了一部高質量的志書。高照修志的時候，正值義和團運動興起，列強在叫囂瓜分中國，清朝皇室倉皇逃出北京，和州也“一夕數驚”，他卻始終堅持不懈。幾任地方官以官方力量沒能辦成的事，高照卻憑著他的不屈不撓的堅毅之志辦到了。

也有一些修志者，辛勞一生，卻未能看到自己的心血開花結果，但他們的志向和精神同樣值得我們紀念。

嘉慶年間天津人蔣玉虹，為修天津志辛勤采訪幾十年。他不但盡力搜求前人的著述，而且遍行荒郊古廟中，遇到斷碑殘碣，都要剔去塵土，細細辨認它的字跡。一生積累的資料，分門別類有幾十本。後來的《(同治)續修天津縣志》，就是以他的資料為基礎增補而成。他的心願，總算由後人實現了。

河北束鹿(今辛集市)人謝邁度，生於清末，從青年時代就有志於撰寫束鹿縣志。他朝求暮索20年，作了大量資料準備，並且費許多周折找齊了清代編纂的五種束鹿舊志以備參考。1937年春，他被聘擔任束鹿縣志總纂，在北平(北京)開館修志。正當他打算一展抱負的時候，“七七事變”爆發，河北淪陷，束鹿縣政府潰散，支持他修志的縣長南逃，修志的經費來源也斷絕了。這時他自己在北平辦著一個小小的文化書社，便靠著這點微薄收入，繼續整理舊志和編寫新志。盡管家庭生活日益拮據，妻兒責備抱怨，他仍然不改初衷。他對友人說：“我正在專心於著述，哪有工夫屑屑計較柴米油鹽。文人死於貧困的比比皆是，我久處於困苦孤獨之中得以不死，全是因為牽掛著修志啊。”他終於將束鹿舊志全部校勘完畢出版，又完成了百萬字的《束鹿縣志稿》，但由於生活貧窘，心力交瘁，再也沒有力量支持刊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謝邁度在北京仍然念念不忘家鄉修志的事，臨終時囑咐女兒將他的全部手稿和資料送回家鄉，交給政府。他以自己的一生積累，身後還在繼續為束鹿的修志事業作貢獻。

浩如煙海的志書，伴隨著這樣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放眼四望，我們可以看到，還有更多的後繼者正踏著前人的足跡走來，其中就有山西省交城縣的燕居謙。

燕居謙是山西交城縣縣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交城已經有100年沒有修志了。正當他和大家一起篳路藍縷，艱辛創業的時候，發現患了胃癌。手術後，醫囑休養一年，他卻一年沒有停筆。1990年，他的胃癌已發展為晚期食道癌。這正是志稿進入總纂的關鍵時刻，作為總纂的主筆，燕居謙面臨著嚴峻的抉擇：立即住院手術，可能還有一線獲救的希望，但至少要有一兩年輾轉於床榻；或是立即回去工作，爭取在有生之年將志稿完成。他義無返顧地選擇了後者。他說：“讓我把生命留給我的這幾個月的時間完完全全獻給事業吧。”“大家不要為我悲傷，人遲早有一死，一個人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獻身工作就是最大的快樂。”他想的是，在他的筆記中和記憶裏，還保存著許多來之不易的資料，有的是在被采訪人生命的最後時日裏搶救下來的。這些都是活生生的歷史，怎能讓它們隨著自己短暫的生命一起泯滅呢？他說，一定要完成志稿的總纂，“也算我——一個交城人民的兒子獻給故鄉的最後一件禮物，那時，我就死也瞑目了。”

燕居謙不顧親友的懇求和眾人的勸說，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為了排除一切幹擾，最大限度地爭取時間，他獨自住進天寧古剎文昌閣中。廟前參天的松柏陪伴著他，強烈的事業心支持著他，修志前輩揚篤的事跡激勵著他，他以重病之身，連續三個月，以每日萬字的進度，完成了100多萬字的縣志總纂稿。之後又過了三個多月，他安心地停止了呼吸。

在今日的修志隊伍中，何止一個燕居謙！

這裏所說的，只是從古至今千千萬萬方志編纂者中的幾個代表，他們的才、學、識、志，是我國歷代修志者優良品格的一個縮影。正是這一顆顆知名的不知名的星星，匯成了中國地方志這一片璀璨的星空；正是這一棵棵知名的不知名的小草，鋪就了地方志事業的滿目青翠。他們留下的不僅是修志的累累碩果，還有另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就是他們對鄉土的摯愛，對歷史對後代負責的高度責任感，對地方志事業的專註和執著，以及那種不慕榮利，不避艱辛，嚴謹而刻苦的治學精神。今天，這些優良的傳統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這是我們可以告慰於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