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章學誠雖然被尊為方志學的開山祖，但是對於他來說，地方志只是史學的一個分支，還不是一個獨立學科。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志》第21卷第18期發表了梁啟超的文章《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此文為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一章)，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學”這個學科概念。這篇文章對傳統方志學作了系統的總結，論證並確立了章學誠在方志學史上的地位。從此，方志學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躋身於學術之林。

隨後，出現了一批探討方志理論的專著。1935年初出版的李泰棻的《方志學》，是最早的一部以“方志學”命名的專著。同年底，出版了傅振倫的系統闡述方志理論的《方志學通論》。此後，有甘鵬雲的《方志商》，是作者多年參與及指導修志的文稿和書信的匯編；有黎錦熙的《方志今議》，它是以作者撰寫的《城固縣志續修工作方案》為基礎修訂而成的，“以內容實是泛陳現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故標題曰《修志今議》”(見作者自序)。還有壽鵬飛的《方志通議》、吳宗慈的論文集《修志叢論》等等。此外，還有一些有關地方志的論文發表在當時的雜志上。這些論著，標志著用科學方法研究地方志的開始。

民國方志學者非常推崇章學誠，多數以章學誠的理論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他們並不拘泥於章氏的學說，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例如，李泰棻試圖以進化論的觀點解釋地方志，他認為方志的本質是“記載與研究一方人類的進化現象”；所以，他主張方志應該增加人類有文字記錄以前的進化史。有些學者對“方志屬史”提出了異議，傅振倫說：“方志為記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書”；“方志之書，自有其特質，雖兼記史地，而與史書、地記，皆不相同。”黎錦熙也說，方志是“史地兩性，兼而有之”，所以修志應努力做到“地志之歷史化，歷史之地志化”。

民國方志學者批評舊志的種種弊病，認為修志不應處處受舊體裁的束縛，要體現當代民主與科學的精神，要增加有關國計民生的內容，尤其是要大大增加經濟方面的內容。如甘鵬雲提出：志書“應於民事加詳，民主國民為重也。”壽鵬飛說：“方志立言，當從平民立場，乃得痛陳疾苦。蓋志為地方人民而作，故其為體……務在有裨地方風俗民生。”李泰棻明確提出：“社會經濟，在今日應為全志骨幹，……至少亦須將現代社會經濟，全部編入。”他說，舊志對於社會經濟如何，全不顧及，如果現在修志還是這個樣子，還不如不修的好。李泰棻還主張當代修志的人，必須具備多種學科的基礎知識，“始能以科學名詞解釋產物，更以科學方法分析詳明。”這些看法，突破了傳統方志學的桎梏，表明方志學界的認識在隨著時代進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大規模修志的展開，向方志學界提出了許多新的迫切的理論問題，例如怎樣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重新評價舊方志和舊方志學？必須批判什麽，應該繼承什麽？怎樣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編寫新方志？新方志怎樣體現地區特點和時代特點？以及新志的性質、功用、體例、類目設計、編纂方法、質量標準等等。圍繞著這些課題，方志學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已經發表了幾千篇文章，出版了一大批專著。如傅振倫將他的舊著《中國方志學通論》改寫成《中國方志學》、劉光祿的《中國方志學綱要》、薛虹的《中國方志學概論》、林衍經的《方志學綜論》、來新夏主編的《方志學概論》(八所高等院校聯合編寫的文科教材)、彭靜中的《中國方志簡史》、倉修良的《方志學通論》、王德恒等的《中國方志學》等。還出版了傅振倫、朱士嘉等多位當代方志學家的論文結集。

此外，僅80年代以來，方志學界已經舉行了大大小小數十次學術討論會。並且開創了方志評議活動。一部或一批同類志書完稿以後，由當地領導、方志編纂人員和學者專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見，共同評議它的長處和短處。既有為一兩部志稿召集的小型評議會，也有像“全國省志稿評議會”、“十城市市志稿評議會”這樣大型的、指導性的評議會。這是推廣修志經驗，研討修志理論的一種新的有效的方式。

同時，新中國的方志學伴隨著新方志一起走出了學者們的書齋。方志學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普及。它擁有全國性的專業雜志《中國地方志》，每個省、市、自治區都有一到兩種專業期刊。編輯出版了專門的方志學辭典和反映1949—1987年我國方志學界各方面成果的《中國地方志綜覽》。全國收藏地方志最多的北京圖書館建立了地方志文獻中心，並開設地方志專科閱覽室，向社會公眾開放。全國和各省區都舉辦研究班、培訓班、講習班，傳授方志學知識，輪訓修志人員。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十幾所高等院校開設了地方志課程，或設立大專班、進修班，為方志事業的發展培養修志人才和理論研究人才。

隨著社會各界披閱參考地方志的人越來越多，推動著舊志的整理也必須加速步伐。這就賦予方志學一個新的使命，即從研究如何修志，進而擴大到研究如何使方志更加便於利用。1935年，傅振倫在他的《中國方志學通論》中，特辟出《方志之收藏與整理》上、下兩個專篇，首先將整理舊志的意義與方法，作為方志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予以系統的論述。與此同時，舊志整理領域也呈現出一片日益繁榮昌盛的景象。

民國以來的舊志整理工作中，最值得稱道的成果就是對全國現存地方志作了比較徹底的清理。

我國的地方志雖然出現得很早，但它長期只是地學或史學的附庸，不是一個獨立學科，所以方志的專門目錄產生得很遲。在方志這個大寶庫中究竟有多少庫藏，一直到清末民初還不清楚。現存的最早一部記載方志收藏的專目是繆荃孫的《清學部圖書館方志目》，1913年刊於《古學匯刊》第二集。繆荃孫是清末民初的知名學者，又是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的創辦人。這部方志目，就是清點清內閣大庫的藏志並向京師圖書館移交的目錄，共計1676部。此後的幾十年中，比較重要的藏書單位，如故宮、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寧波天一閣等，應社會之需，紛紛將自己收藏的地方志編出目錄公之於世。地區性的方志目錄也逐漸多起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各省、市、縣為了編新志，都盡可能徹底地調查了本地區歷代志書的存佚。絕大部分省區都新編或重編了本省歷代方志的目錄，其中包含了不少此次調查中的新發現。

相當一部分目錄是附有提要的。它們比起只介紹作者、卷數、纂修和刊印年月的題錄式目錄，更多下了一番研究工夫，也更受到使用者的青睞。近代最早一部方志提要目錄是瞿宣穎的《方志考稿》甲集。它對天津“天春園”主人任鳳苞私家收藏的八省600多種方志一一敘述源流、介紹類目、分析體例、評論得失，尤其難得的是還指出志書中的特殊史料。此後，有張鴻汀的《隴右方志錄》(一名《甘寧青方志考》，1932年初次發表，1934年增訂再版)、洪煥椿的多年力作《浙江地方志考錄》(1984年再版改名為《浙江方志考》)。近年陸續問世的，還有駱兆平的《天一閣地方志考錄》、來新夏主編的《河北地方志提要》、王桂雲的《山東方志匯要》、趙明奇的《徐州地方志通考》、河南地方志編委會的《河南地方志提要》、廣西通志館的《廣西方志提要》、李默的《廣東方志要錄》等，都是輔助閱讀志書的有用的工具書。

這一大批方志目錄，省卻了人們許多翻檢的辛勞，但它們畢竟是分散的、局部的。要查清全國到底有多少志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方面有開創之功的是方志學家朱士嘉。他首先以個人力量調查了國內外幾十個藏書單位，弄清了5800多種地方志的編纂者、編纂時間、版本和收藏地點，編成《中國地方志綜錄》，於1934年出版。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對地方志的普查。1958年，朱士嘉在重新調查的基礎上又出版了《綜錄》的增補本。此後，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由於整理天文資料的需要，將調查範圍擴大到190個單位，主編了《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於1985年出版。幾乎是同時，台灣於1960年出版了《台灣公藏方志聯合目錄》；1985年又出版了它的增訂本《台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現在，根據海峽兩岸這兩個聯合目錄，我們便可以大致了解國內現存地方志的數量，以及它們保存在什麽地方。

古人研究地方志，由於見聞不廣，只能限於對個別志書作些考訂或評論。有了這許多目錄，特別是有了聯合目錄，我們才有可能對地方志作宏觀的整體的分析，才有可能對舊志作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整理。當然，平時要查找利用地方志也方便多了。

辛亥革命以後，仍有不少學者鐘情於舊志輯佚。據統計，僅民國時期即輯有古方志達100多種。此後，又有趙萬裏輯的《元一統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的《析津志輯佚》、賀次君的《括地志輯校》，還有1984年出版的李裕民的《山西古方志輯佚》，輯有山西省236種舊志的佚文，都是比較重要的輯佚新作。

而本世紀舊志輯佚的最重要的收獲，是張國淦的《中國古方志考》。這部書最早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禹貢》雜志上連載，後來經作者不斷修改補充，直到1962年才定稿，由中華書局出版。作者以40年的功力，將在古籍中見到的所有元以前方志類圖書的書名、佚文、序跋和有關的評論等都輯錄下來，一共2000多種。這是第一次對我國古代佚志所留下的蛛絲馬跡作全面清理。同時，它也是一部以輯佚為基礎編成的古方志書目。將它和記錄現存志書的《聯合目錄》合起來看，就可以對我國地方志兩千年來的成就有一個清晰全面的印象。

校勘重印舊志也是整理舊志的一種重要方式。尤其在近半個世紀中，比較重要的志書大部分都出了新的影印本。例如，中華書局的《宋元方志匯刊》，將海內外現存全部宋元方志匯為一編；60年代上海古籍書店的《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和90年代上海書店的《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兩次共影印了天一閣現藏271種明志中的216種；書目文獻出版社在北京圖書館協助下編印了《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擇它的珍藏編成《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由中國書店出版；北京圖書館也將自己收藏的數十種善本方志編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中，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台灣成文出版社的《方志叢書》，選印了歷代方志2000多種；上海書店、巴蜀書店和江蘇古籍出版社合作編印的《中國地方志集成》，將選印歷代方志3000余種，目前已陸續同讀者見面。

隨著印刷技術的發達，其他許多出版機構、學術機構和修志機構，也整理重印了不少舊志。從1911年到現在，包括海峽兩岸，用石印、影印、排印等各種方式重印的舊志已有數千種。影印能夠最大限度地保持舊志的原貌，而許多排印本經過認真的校勘、分段、標點，更便於現代人閱讀。重印舊志不但保護了古籍，使舊志免於繼續毀損散亡，也使許多珍本秘籍走出了藏書樓，和普通人朝夕相處，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此外，當年由顧炎武開創的整理舊志的道路，如今已經成為一條康莊大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許多生產和研究部門根據國家建設和科學研究的需要，將地方志中的天文、地理、物產、水利等各種專門資料匯編起來，使方志資料在我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專題資料匯編已經成為開發舊志資料的一種最重要的方式。這方面的成果，以及這些資料匯編如何在各行各業、各種學科中發揮作用的實例，那是說不勝說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將整理舊志和編修新志一起納入了國家規劃，使它從個別學者、個別單位分散的工作，轉向有計劃的分工協作。新中國的地方志工作者，無論在方志學理論上，還是在編纂新志和整理舊志的實踐中，都正努力開拓著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