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周禮》所說的“方志”還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地方志，但是在現存的先秦典籍中，已經可以覓到後世地方志的一些蹤跡。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都有根據史官的記錄編成的史書，如晉國的史書叫“乘”，楚國的史書叫“梼杌”〔taowu逃物〕，魯國的史書叫“春秋”。《墨子·明鬼篇》還提到過“燕之春秋”、“周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現在能見到的只有孔子據魯國史書修訂而成的《春秋》了。《春秋》是一部簡略的編年史，從它可以推想各諸侯國史書的大概模樣。這些國別史是我國最早的一批地方史，它們是後來地方志中歷史門類的遠祖。

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對自己所居住的這片土地已經作了不少觀察和研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隨著地區之間交流的增加，逐漸產生了一些試圖反映全國地理情況的著作，如《山海經》、《禹貢》和《周禮·職方氏》。它們已經包含了後世地方志中地理門類的一些最基本的內容。

《山海經》一共18卷，分為《山經》、《海外經》、《海內經》、《大荒經》四個部分。這部書是許多年中由許多人集體創作的結果，大約最初是口頭傳說，其中的主要部分在春秋末戰國初形成文字，直到秦漢時還在增補。四個部分中，《山經》最重要，成書也最早。它以周的都城洛邑為中心，分為東南西北中五個山系，按照方向、距離依次講述。每處地方詳細介紹地理形勢，如山的高度、形狀和陡峭程度，水的發源和流向，有什麽動植物和礦產，還記載了100多個古國和部族。由於它的記述夾雜許多神巫靈怪的傳說，神話色彩很濃，過去有人把它歸入小說。實際上它的大部分還是比較真實的地理記錄，不少山川、物產是可以從現代地理中考求印證的。清代學者畢沅在《新校正山海經序》中，就列舉了考實的具體山川100多處。據當代學者的研究，它所記載的金銀銅鐵錫等各種礦藏，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證實。

《禹貢》是《尚書》的一篇，只有1100多字，經後人考證認為是戰國中期的作品。它先以自然山水作為界線，將全國分為九州，假托是大禹治水以後劃分的行政區域。每一州中，簡明地敘述境內山川的方位和脈絡、土壤的性質、居民的種族、物產和貢品的種類、田賦的等級和運送貢品到中央的交通路線。然後是“導山”、“導水”部分，假托大禹治水時順著山勢疏浚河道，系統地敘述全國的山系水系。最後敘述“五服”(諸侯分封地區)。全文結構嚴密，基本上拋棄了神話迷信成分。它的記載比《山海經》更科學、更準確。例如《山海經》認為中國四面都是海，《禹貢》已經確認只有東方是大海。所以，作為一部地理著作，《禹貢》更加受到後人的重視。

《周禮》在記載掌管四方朝貢的“職方氏”的職責時，也以不足700字的篇幅敘述了九州的位置，各州境內的名山、大澤、河川、特產、人丁、牲畜和谷物的種類、“五服”的分布；雖然比《禹貢》更簡單，卻也初步有了地理總志的格局。

《山海經》、《禹貢》、《周禮·職方氏》篇幅都很短，但是氣魄都很大。筆下千裏萬裏，山重水覆，全都有條不紊。絕國異域，描摹得歷歷如見。試想在那交通極其不便，傳遞信息的手段極其落後的年月，它們的作者從哪裏得到如此廣泛的知識？一定是更早就有專人在搜集、整理這一類資料，包括留心采訪來自遠方的各種傳聞。當時的各個政治文化中心不僅擁有豐富的歷史記錄，一定也擁有豐富的地理記錄。這些早期的地理著作，正是我國先民長期集體積累的地理知識的總結。

《山海經》、《禹貢》、《周禮·職方氏》還有一個難能可貴的共同點：它們在諸侯割據、邦國林立的局面下，卻能夠把全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它們描述的“九州”、“五服”，只是一種理想的區劃，並不是當時真正實行的制度，卻是當時正在萌發躍動的大一統思想的反映。後世的地方志，特別是全國總志(“一統志”)，往往參考它們的內容、範圍和結構，決非偶然。

此外，據漢代文獻記載，古時候有采集民間詩歌的制度。政府設有“采詩之官”，王者通過采得的詩歌，可以考察民間的風俗，了解政治的得失。這個說法看來是可信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傳說原來有詩3000篇，後來經過孔子刪選，選出305篇，編定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其中的《國風》，分國編集了15國的民歌。15國覆蓋的地域很廣闊，包括現在的陜西、山西、山東、河南、湖北的全部或一部。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如果不是有計劃地派人采集，要在這麽大的範圍裏收集這樣多的民歌，恐怕是不可能的。政府派專人采集，孔子又將它們整理出來給弟子們做教材，顯然不是單純為了文學欣賞，而是將它們看作一種重要的地方文獻，也是執政的或準備執政的人必須掌握的政治知識和社會知識。有人認為，《詩經·國風》是按地區收集記載文藝作品的開端，後來的地方志往往記錄保存本地的詩文作品，就是受了《詩經·國風》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