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情況是不斷變化的。行政區劃常常變更，新的事物在不斷出現，人物代代更替，戶口、田畝、賦稅年年都不同……，所以，編修地方志不可能一勞永逸；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有的資料陳舊過時了，方志就需要重修。歷代中央政府為了能準確及時地掌握地方的情況，往往下達行政命令，要求全國各地編寫新志。在天下太平的時候，一般隔幾十年要重修一次。在災荒或戰爭引起社會大變動以後，重修志書的要求就更為迫切。我國大多數地方都曾多次編修地方志。多的像江蘇常熟，在明清兩代曾修志20幾次，平均不到30年就重修一次。 

對於同一地區在不同時期編修的地方志，習慣上在方志的正式名稱前標明纂修時代，以示區別。如浙江嵊縣志，現存的就有：宋代的《(嘉定)剡錄》10卷；明代的《(弘治)嵊縣志》10卷、《(萬歷)嵊縣志》13卷；清代的《(康熙)嵊縣志》12卷、《(乾隆)嵊縣志》18卷、《(道光)嵊縣志》14卷、《(同治)嵊縣志》26卷，以及1918年修，1932年又續修的《(民國)嵊縣志》32卷。這樣連續地編修地方志，代代相傳，綿延不絕，在我國已經形成一種可貴的傳統。如果從隋唐時代各地要定期向中央編報圖經(早期的地方志)算起，這個傳統已經保持了一千多年。 

編修新志的辦法，可以是將舊志作基礎而核實補充，也可以編續志，就是只收編上次地方志修成以後的新資料。不論用哪種辦法，總是以反映從上一次修志到現在的情況為主。所以，地方志不僅有地區特色，還必然帶著它誕生的那個時代的深深的印記。地方志的類目也總是隨著歷史的進展而不斷增加或調整。例如，最早人們只知道從古典文獻中去了解歷史。宋代學者在史學領域中開辟了一個新的園地——金石學，把歷史研究的範圍，從古典文獻擴大到了古代的金石器物。從宋代開始，地方志才普遍有了“金石”、“碑記”這一類類目。河南安陽是殷朝故都，早已是著名的文物之鄉，清朝末年又在這裏發現了甲骨文，這個新的考古發現震驚了天下。《(民國)續安陽縣志》就在“續金石錄”之後，又增加了“甲骨文”一項，不但有關於殷墟文字的著作書目、甲骨文出土遺址的攝影和考證等等資料，而且還選擇拓印了100多片甲骨卜辭，以反映這項最新的科研成果。明代邊患嚴重，明志中“兵防”的內容就很突出。鴉片戰爭以後，面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志書中就大量出現了有關對外交涉、租界、侵略和反侵略戰爭的門類。 

正因為每一部志書都以記錄最近一段時間為主，時間近，就便於調查，便於核實，就能夠記載得比較準確和詳細，能夠將許多可能轉瞬即逝的材料保存下來。將同一地區一次又一次編修的地方志合起來看，就是一個完整的古今資料的總匯，可以連續考察一個地區的歷史和現狀。將各地歷代的方志合起來看，就可以連續考察整個國家的歷史和現狀，其資料的豐富與完備，是任何其他著作無法相比的。 

地方志所具有的這些特點，使它成為極好的國情、省情、市情、縣情教科書。從唐宋以後，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當地方志看。南宋哲學家朱熹曾做過南康軍的知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軍”是宋代行政區劃的一種，和州、府平級)，到任的時候，下屬官吏載酒相迎，他卻首先問志書帶來沒有。清人編的《吏治懸鏡》一書，講到清朝官吏走馬上任時要奉行32條“初規”，其中第三條就是“覽志書”，以便了解當地的山川地理，租賦輕重等等，作為決定治理方針的參考。過去編的地方志盡管存在種種不足，由於它的資料詳明，對於今天的革命和建設仍有重要的借鑒作用。1929年紅軍打開江西興國縣城，毛澤東同志住在縣圖書館，有人去向他請示工作，見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興國縣志。到了瑞金，又請瞿秋白同志幫助找瑞金縣志來讀。1949年以後，他每到一地視察，總要開出一批書單向當地圖書館借閱，其中少不了的就是志書。地方志成為他了解各地風土人情的一個重要的知識來源。 

千百年來，中國大地歷盡滄桑。多少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殞落了，多少煊赫一時的皇朝消失了，中國地方志的編研工作卻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日見興旺發達，這和它的上述四大特點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