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經雖說起源於東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卻默默無聞。可能由於它圖文並茂，既具體又形象，特別適合於中央集權政府了解各地概況的需要，自隋朝大業年以來，它成為官修志書的主要形式，從多種類型的地方文獻中脫穎而出，一枝獨秀，不僅數量猛增，而且逐漸薈萃了其他地方文獻的長處，成為方志類圖書的主流。

隋朝的圖經都散失了，現在能知道書名的不過五六種。唐至五代的圖經絕大部分也散失了，只是靠了我國大西北的幹旱風沙，才保存下來一點珍貴的實物資料，這就是在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十幾種唐至五代的圖經地志殘卷。其中年代最早，最受學術界重視的，就是目前流落在海外的《沙州圖經》(《沙州都督府圖經》)和《西州圖經》。它們現存的篇幅雖然不多，但所記的事物往往不見於其他著述，所以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沙州圖經》現存的有三件，一件紙卷長不到三丈，首尾殘缺(圖4)，看不出書名；另一件只剩下79行，但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三”一行字，才使我們知道了它的原名。所記的內容有河渠、古城、堤堰、鹽池、驛站、學校、祥瑞、歌謠等。這兩件均由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據學者考證，它的成書年代不會晚於唐開元天寶年間(公元713—756年)。還有一件是寫在一個經卷的背面，只有六行，約90字，現存於英國不列顛博物館。它的第一行題：“沙州圖經卷一”。第三行寫明沙州“屬涼州都督府管”。記的內容是：“右沙州者，古瓜州地。其地平川，多沙鹵。人以耕稼為業。草木略與東華夏同，其木無椅、桐、梓、漆、松、柏。”學者們一直認為這就是《沙州都督府圖經》的另一個抄本。但有的研究者提出，涼州都督府建立於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沙州是它屬下的8個州之一。到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沙州才升為都督府。既然圖經上寫著當時沙州還是屬於涼州都督府管轄，這部圖經的纂修時間必定在公元624至651年之間，必定比《沙州都督府圖經》要早，所以，這應該是我國現存圖經中最早的一部。

圖4 敦煌文獻中的《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部分)

《西州圖經》大約成書於唐乾元年間(公元758—760年)，只剩寥寥40幾行，目前也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內容是記道路、寺院、古塔等。

這幾種圖經，現存的都沒有圖，但是從行文的格式看，很像是圖的說明，很可能原來另有圖卷。《沙州都督府圖經》中，還列有許多沒有下文的空白類目，如“江河淮濟”、“海溝”、“陂”、“宮”、“鐵”、“名人”、“忠臣孝子”、“節婦烈女”、“營壘”、“陵墓”、“帝王遊幸”等等，後面註著“右當縣並無前件色”(本縣沒有以上開列的這些內容)。照此看來，唐朝對於編報圖經，一定頒發過

統一的類目和格式。這種類目和格式是根據全國的情況擬定的，當地既然沒有這項內容，就只好不填了。

唐代的沙州在現在的甘肅敦煌一帶，西州在現在的新疆吐魯番一帶。另外，唐朝末年在中國做官的高麗人崔致遠在他的《補安南錄異圖記》一文中曾說：“交趾四封，圖經詳矣”(《桂苑筆耕集》卷一六)。交趾，指唐代安南都護府管轄的地區，大約相當現在的越南北部。可見唐代編修圖經已經普及到極邊遠的地區，繁華的中原更可想而知了。

當時還有不少圖經由日本的使節、留學生和留學僧攜帶到日本，藤原佐世在公元891年左右(相當我國唐昭宗在位時期)編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其中“土地家”一類，就列有《揚州圖經》、《濮陽縣圖經》、《唐州圖經》、《越州都督府圖經》、《海州圖經》、《州縣圖經》等。《州縣圖經》後面附註：“關內道、河南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劍南道、淮南道、嶺南道各一卷”，可能是各地圖經的摘錄吧。公元875年，日本宮內藏書處冷泉院失火，皇室藏書蕩然無存，這個目錄，是在大火後重新收集的圖書的記錄(所謂“見在書”，就是“現在還在的書”的意思)，失火以前的收藏想必還要更多。

唐朝的官吏十分熟悉圖經，唐朝文人的詩文也常常寫到圖經。中唐詩人張籍有一首《送鄭尚書赴廣州》詩，廣州是唐時嶺南道的首府，詩人想象鄭尚書作為節度使出鎮嶺南的威儀，以及到達廣州後將受到的隆重接待：

“聖朝選將持符節，內制宣時百辟聽。海北蠻夷來舞蹈，嶺南封管送圖經。”

鄭尚書帶著朝廷的符節到達那裏，百官(“百辟”)靜聽他開讀皇帝的詔旨(“內制”)，不但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要來舞蹈拜見，而且嶺南道所管轄的地方都要向他呈送圖經。詩人的想象必定有所依據，顯見呈送圖經是當時各地接待新到任重要官員的一項通行的儀式，也是匯報地方情況的一種重要方式。

大文學家韓愈在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被貶官到潮州(廣東潮安)，路過韶州(廣東韶關)，想要遊覽一番，就預先向韶州太守借看圖經，並且寫了一首詩紀念這件事：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曲江山水由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

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

“將入界”就是“帶入界”。帶著圖經作為旅遊向導，韓愈或許是中國的第一人。

盛極一時的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逐漸衰落下去，藩鎮割據，國家四分五裂。這時，一些關心時政的大臣和學者熱心於修志，希望幫助皇帝認識國家的現狀，找到鞏固中央政權，恢覆國家統一的辦法。如著名的地圖學家賈耽，每獻上一幅地圖，都附一部《別錄》，作為地圖的說明。他配合《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圖》，編寫了《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別錄》；配合《海內華夷圖》，編寫了《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和較為簡明的《貞元十道錄》。這些別錄，記載風俗、山川、道路、物產、歷代興廢沿革的原因、貢賦的數量等，和地圖相互補充，當是屬於圖經一類。現在只有《貞元十道錄》在敦煌石窟中發現了部分手抄本殘卷。

更有名的，是李吉甫編的《元和郡縣圖志》。李吉甫稍晚於賈耽，是唐憲宗時的宰相，很有政績，曾幾次參與策劃平息藩鎮之亂。他善於讀書，特別註意研究地理。《元和郡縣圖志》完成於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原有40卷，現存34卷。它以唐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規劃的十道為綱，按照當時的47個方鎮(“安史之亂”以後形成的軍事兼行政區域)，依次敘述各州縣的境界、人數、鄉數、地理、貢賦。原來每鎮前都有圖，到宋代圖失傳了，就略稱為《元和郡縣志》。它在魏晉到隋唐的地理總志中，是比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一部，也是編得最好的一部。

負有盛名的詩人元稹，也是圖經的熱心編纂者，他寫過一篇《進西北圖經狀》。這篇奏狀說，他曾進呈過一幅《京西京北圖》，十分詳細。只是圖太大，在墻上掛起來，皇上看它要忽俯忽仰，末免過於勞累，所以又根據古今的圖籍編成《京西京北圖經》四卷，希望能便於皇帝隨時閱覽。有了它，靠著枕頭就可以巡視各個郡邑；遊幸的時候，倚在馬旁，各處山川便盡在眼前。當時正值太和公主要下嫁回鶻〔hu胡〕(唐朝邊境的一個少數民族)，他恐怕皇上擔憂路途遙遠，還特意將去回鶻一路上食宿休息的地點，都附在圖經內一起進呈。這篇文章雖然不長，卻是一份難得的史料，很形象地告訴我們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和圖經有著怎樣密切的關系。

即使在五代十國戰亂時期，各地編寫修訂圖經也沒有完全停止。據史書記載，唐朝開始的關於閏年編報圖經的規定，到後唐仍然很正規地在執行。在敦煌石室中還曾發現後晉的圖經《壽昌縣地境》一卷(壽昌在今甘肅敦煌西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記載著這樣一件事：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宋朝派盧多遜出使南唐。當時南唐割據江南，還沒有歸入宋朝版圖，不過實際上已是宋朝的附庸，甚至自願取消了帝號和國號，改稱“江南國主”，只求宋朝能容它在江南茍延殘喘。盧多遜完成使命離開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走了不遠又停下來，派人回去對南唐的國主李煜說：“朝廷正在編修圖經，只缺江東各州，希望各求取一本帶回去。”李煜奉命唯謹，連忙找人通夜繕寫校對送去。於是盧多遜對江南十九州的地理形勢、兵力布置、戶口多少了如指掌，回去便向朝廷建議，說南唐軟弱可攻。這段記載說明，五代十國之一的南唐，對所屬州縣的圖經收集保存得相當齊全，隨時可以查閱索取。

比起魏晉南北朝的地志、地記來，隋唐的圖經更多地註意到記載社會現象，如官署、學校、歌謠等。不過它們基本上還是詳於地理而略於人文。即使像《元和郡縣圖志》這樣的名作，也是只記地理不記人物。我國古代各種目錄都很少記錄隋唐圖經，說明當時的圖經多半還不是成型著作，可能只是一些地方給中央的呈報材料，屬於半檔案性質，內容比較單調，也缺少文采，所以不能傳之久遠。圖經的遍地開花，是向正式地方志過渡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