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兩宋，是我國地方志成熟和基本定型的時期。經過漫長的孕育和發展，中國地方志終於進入了它的成年期。

官修志書形成制度

公元581年，隋朝結束了東晉以來200多年的分裂局面，在世界的東方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為了有效地治理這片遼闊的國土，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鞏固中央集權。其中一大項，就是廢除九品中正制，規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都由中央考核和任免，並且三四年調動一次，以防官吏和當地豪族勢力勾結。後來又建立了科舉制，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勢豪之家要操縱選舉就困難多了。另外一項措施，就是盡可能把編史修志的權力控制在政府手裏，既便於及時了解各地情況，決定治理方針，又便於控制輿論，一舉兩得。隋文帝楊堅即位不久，就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國史和評論人物。因此，自隋唐以後，地方上世家大族的勢力逐漸衰落，同時私修的地記、郡書逐漸讓位於官修志書。

雄心勃勃的隋煬帝楊廣，在他執政的短短13年裏做了許多大事：開鑿大運河、營建東都洛陽、巡遊江南、還三次遠征高麗。同時，他在方志史上也有兩大創舉：一是下令全國各郡編輯本地的風俗、物產、地圖上報尚書省；這是我國由國家主持，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地普遍修志的開始。隋煬帝的這道命令看來是切切實實地被執行了的。據《隋書·郎茂傳》記載，郎茂在隋煬帝的時代編過《隋諸州圖經集》100卷，編成之後，書歸皇室收藏，郎茂受到“賜帛三百段”的獎賞。這部書沒有傳下來，從書名和多達百卷的篇幅來看，它應該是隋代全國各地圖經的匯編。如果這個理解不錯，它就是我國現知最早的一部圖經總集。

隋煬帝對地方志事業的另一項貢獻，是主持編寫了我國第一部官修的全國總志《區宇圖志》。隋煬帝對這件事很重視：第一次編成500多卷，他看了不滿意，指定虞世基等18名學士重編，擴充到800多卷，他還嫌篇幅太少，再派人重修，終於編成1200卷的一部大書。可惜隨著隋朝的滅亡，這部大書不久就散失了，到唐朝已經只有120卷，現在則只剩下幾小段文字，被清代的王謨輯在《漢唐地理書鈔》中，記的是地理、古跡和神話傳說。 另外，宋代類書《太平禦覽》第二○二卷中，保存了一段隋代人對它的描述，說它：“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郡邑圖。”還說：“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極細。”是由書法家歐陽詢的長子歐陽肅所寫。歐陽肅也是當時有名的書法家：“工於草隸，為世所重。”我們現在只能從這些零星的文字約略窺見《區宇圖志》當初的風姿。

繼隋朝之後的唐朝，更加重視對編史修志的管理。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宮中設立史館，編修國史，由宰相監修，自己常常參加討論，給予指示。在他的支持和鼓勵下，貞觀年間編成了多種史地書籍。唐太宗的第四個兒子魏王李泰很有文才，得到太宗的寵愛，特許他招徠文士，在王府裏設置文學館。李泰想謀求當太子，為了討父親喜歡，組織許多學者用四年時間編成《括地志》550卷。這是唐代一部有名的地理總志，反映了初唐時期的行政區劃以及各地的地理沿革、風俗物產、掌故人物。書成之後，唐太宗非常稱讚，給了很多賞賜。《括地志》曾被後來不少著作引用，原書卻在南宋時佚亡，現在只能看到匯集各書引用文字編成的輯本。清嘉慶年間孫星衍輯有《括地志》的遺文八卷。 目前比較完備的輯本是賀次君的《括地志輯校》(1980年出版)。

唐德宗李適〔kuo闊〕建中元年(公元780上)，唐朝政府明確規定州郡三年編造一次圖經，報送給兵部掌管疆域圖籍的職方官。中間一度改為五年，後來又改為逢閏年上報。如果發生特殊情況，如山河改易，州縣增廢，則要隨時報送，不受規定時間的限制。從此，各地定期編修志書報送中央成為定例，一直延續下來。

唐朝政府在豐富的圖經、地志的基礎上，為適應統治的需要，曾多次編修全國性的圖志。現在知道的，除《括地志》外，還有《貞觀郡國志》、《職方記》、《郡國志》、《域中郡國山川圖經》等名目，以及多種《十道圖》、《十道錄》(唐代為了便於對郡縣加強管理，將全國按山川的自然形勢劃分為十個區域，稱為十道)。有一次，唐宣宗秘密地對翰林學士韋澳說：“我經常要向全國各地派遣節度使和刺史，需要了解各郡的風俗，你給我編一本書吧。”韋澳於是根據十道四方的志書，將各州郡的境界、風俗、利弊編成一書，名為《諸道山河地名要略》，又另題一個名稱叫《處分語》(處分，是吩咐、囑咐的意思)，親自繕寫，獻給宣宗，連自己的家人子弟也不讓知道。不久，薛弘宗被任命為鄧州刺史，去謁見皇帝謝恩，唐宣宗根據《處分語》所提供的知識，一一囑咐治理鄧州應註意的事項，使得朝中“人人驚服”。薛弘宗也大為佩服，出來對韋澳說：“上(皇上)處分州事驚人。”

趙匡胤建立的宋朝，繼承了隋唐官修志書的制度，並且使它進一步完善起來。宋太祖趙匡胤初定天下，就重申州縣遇到閏年要造圖上報。所謂“圖”，要包括土地物產、風俗所尚、古今興廢的原因、州縣的土地及戶口數等，顯然不是單純的地圖，而是地志性質的圖經。同時，在開寶四年(公元971年)，也就是宋朝開國後的第12個年頭，開始整理匯編全國的圖經。先後由盧多遜、宋準負責，花費了四年時間，編成《開寶諸道圖經》，這是宋朝所編的第一部全國圖經總集。

30多年以後，在宋真宗時期，有一次更大規模的全國普遍修圖經的活動。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閱讀《西京圖經》，覺得記載不夠完備，下令全國各路、州、府、軍、監都要將圖經重作校勘補充。各地新修的圖經報來以後，他嫌體例不統一，便任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人，按照統一的體例，對所有的圖經重新加工。到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修成《祥符州縣圖經》1566卷，另有目錄2卷，抄成342本，在第二年頒發下去。這部圖經總集不但篇幅宏偉，而且是第一次將全國圖經統一了體例，對各地編寫志書起了示範作用，影響很大。但它到南宋後期已經殘缺，只剩下十分之三四，明代以後就基本絕跡了。

在匯編《祥符州縣圖經》的同時，為了決定各地賦稅的數額，又命令王曾利用《祥符圖經》的資料，編了一部簡明扼要的全國總志《九域圖》，只有三卷，供制定賦額參考。此書到宋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由王存等人增訂成為10卷。它專記宋朝熙寧、元豐年間的情況，對於行政區劃、各地之間的距離，以及戶口、土貢(當地物產及其數額)，記得特別確切，對於研究北宋的地理和經濟很有用處。《九域圖》的名稱，原是沿襲唐《十道圖》而來的，其實沒有圖，所以書成之後，王存奏請改名為“志”，這就是著名的北宋官修總志《元豐九域志》。

由於《元豐九域志》過於簡略，宋徽宗曾打算再次重修。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宋朝政府設置了“九域圖志局”，再次詔令各州郡重修圖經。但是，沒過多久，金兵南下，北宋滅亡，宋徽宗、宋欽宗都被俘北去，修志計劃成為泡影。“九域圖志局”是我國有據可查的最早設立的官方修志機構。從此以後，歷屆政府都采取這種設局修志的辦法。

最晚到南宋時期，地方上也有了專門的修志機構。過去地方政府編報圖經，多半是以舊圖經為基礎刪改添補，增入戶口、貢賦等方面的新資料，就可以抄錄上報。這時候就大不相同了。《(景定)建康志》(江蘇南京)的編纂者周應合寫過一篇《修志始末》，敘述他受南京(指宋朝的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兼建康知府馬光祖之聘，“開書局於鐘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經過。這篇文章仿佛帶領我們去參觀了一處南宋的修志機構，讓我們很具體地看到當時官修志書的編纂過程。

周應合在這篇文章中，一一列出了書局人員的編制和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務管理人員，有抄寫人員，也有專管收發傳遞的人。周應合本人是淳祐年間的進士，有學問，又有編史修志的豐富經驗。他受聘後，負責制訂修志的全盤規劃，包括提出宗旨，制訂凡例，設計篇章結構，作出所需人力物力的預算。修志正式開展起來以後，他要主持書局的日常工作，分派助手去采集資料，同時“夜考古書，朝訂今事，右分編纂，左付刻梓”，承擔主要的編寫任務。馬光祖則負責審查和批準規劃，提供經費，調集人員。修志過程中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向馬光祖請示決定。最後由馬光祖審定志稿，並為志書作序。

可見，這時地方上的修志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修志是由地方長官主持，聘請有才學的人擔任編纂，並由政府提供各種物質保證。後來習慣將主持修志的地方長官稱為“修”者，將實際編纂的人稱為“纂”者，如《(景定)建康志》就可以寫作“馬光祖修，周應合纂”。主修人和主纂人都把修志看作一項重要的文化建設，這樣編出來的志書，和那些僅僅責成書吏抄錄檔案上報的早期圖經相比，其質量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官修志書形成制度，是我國方志史上的一件大事。封建政府倡導修志自有它的政治目的，客觀上卻成為地方志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全國上下大規模的修志，只有由政府組織才辦得到。用行政力量來網羅人才，提供經費，提供利用官府文書檔案的便利，都十分有利於提高志書的質量。從此，我國的修志事業加快了前進的步伐，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地、持續地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