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馳的歲月，不僅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地方志，而且積累了豐富的修志經驗。人們一面實踐，一面思考，對於地方志的性質、特點、功用、內容、編纂方法，以及它產生、發展的過程和常盛不衰的奧秘，探討得越來越深入，逐漸形成一門系統的學問，這就是方志學。

一開始，人們對於地方志的思考和見解，多見於志書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鄭興裔《廣陵志序》說：“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說明他認識到了方志和史有密切關系。宋代劉文富《嚴州圖經序》說：修志是為了記下前人處理地方政事的各種措施和經驗，以“告後之為政”。宋代董弅〔fen粉〕《嚴州圖經序》也說，修志並非僅是為了應付閏年呈報的制度，而是要“使為政者究知風俗利害，師範先賢懿績，而承學晚生，覽之可以輯睦而還舊俗，宦達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風而利名節”。就是說，修志是為了使執政者了解風俗利弊，以先賢的優良政績作為榜樣。後學晚生讀它，可以和睦親近，有助於恢覆古代的淳厚風俗。做官的人和社會名流仔細品味它，有利於保持自身的高風亮節。這是對地方志功用的概括。明代劉魯生《曲沃縣志序》說，修地方志“其載欲悉，其事欲核，其書欲直。”(記載要詳盡，事實要核對無誤，對是非善惡要敢於直書)。這是對志書質量要求的概括。這些早期的方志理論非常零散，多半就是這樣的片言只語，沒有進一步的闡述。

無論是組織全國修志，還是具體編纂一部志書，必定先有一個總體設想：為什麼修志？要編成什麼樣子？這個總體設計，就是政府頒布的修志條例，或是志書的凡例。這個設想是根據什麼提出來的呢？一定要先考察前人的做法，再研究當前的情況來決定棄取，或加以創新。所以，修志的條例和凡例，是前人修志經驗的歸納和總結，也是方志學理論寶庫中的一筆重要財富。

宋元以前，這種編纂方志的設想和計劃很少見於記載，沒有記載不等於沒有，像漢代要求全國上報“郡國地志”，隋唐時期在全國普修圖經，沒有一個通盤考慮，沒有統一的格式要求，那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南宋，志書中才開始出現“凡例”，如《(淳祐)玉峰志》(江蘇昆山)有凡例五條，但極其簡率，只是列了幾條收錄資料的範圍。稍晚，有周應合的《(景定)建康志》所附的《修志本末》，除記述修志經過外，它將修志的全過程作了清楚的歸納，分為四個方面：定凡例(確定全書框架結構、門類設置、編寫要求)、分事任(編寫人員如何分工)、廣搜訪(怎樣通過多種渠道搜集資料)、詳參訂(怎樣審訂志稿以保證質量)。這是方志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讓我們知道宋朝人在修志方法上已達到怎樣的水平。

明朝永樂年以後，不僅政府制訂了修志條例頒告天下，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地方志將凡例印在書中，它們規定的內容也越來越細致周到。如《(成化)新昌縣志》(江西宜豐)的凡例規定，人物立傳要根據政績和德行，不專以官位大小作標準。政績好德行好的立大傳，否則只在名字下面加個小傳就可以了。《(嘉靖)許州志》(河南許昌)的凡例說，地方志不是世家大族的家譜，所以那些封贈士大夫之家的誥敕之類一概不收。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省發了個《修志牌照》，列了23條，其中規定，記古跡“需考明某代某人，將事實備細註明，不可以小說攙入”。記土產，“非本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載，須載其特產者”。諸如此類，很明顯都是針對過去修志中的流弊提出來的。它們同樣表達了修志人對志書性質、功能和質量標準的理解。不過，它們也同志書序、跋中的那些片斷見解一樣，不免就事論事，分散零碎。直到明末清初，在方志理論方面還沒有形成系統的著作。

清代中葉以後，許多學者參與修志，他們用各自不同的學術觀點指導修志實踐，逐漸形成不同的流派。方志理論就在他們的切磋爭鳴之中一步步完善起來。當時的方志學界主要分成兩派：

一是地理派，也稱考據派或舊派。清代由於文字獄的威懾和政府的提倡，到乾隆、嘉慶年間，興起了一股註重考據的學風。一批學者潛心考訂古典文獻，從古書中搜集證據，辨別真偽，訂正謬誤，註音釋義，對整理古籍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們往往嗜古成癖，陷入不切實際的繁瑣考證，認為只有考據才是做學問的正道，輕視考據以外的一切學問，以致嚴重地脫離實際，不通世務，在學術史上被稱為考據學派或乾嘉學派。地理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洪亮吉等都是乾嘉學者中的大師。他們用考據學派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來研究地方志，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地理派墨守漢唐以來對於地方志性質的傳統看法，認為方志屬於地理書。戴震說：修志就是考證地理，只要盡心把地理沿革考證清楚，就沒有別的事了(見章學誠《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洪亮吉也說：“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跋新修廬州府志後寄張太守祥雲》)他還主張修志要言必有據，“貴因襲而不貴創新，信載籍而不信傳聞”(《涇縣志序》)。當代新出現的事物，當然不可能在古代典籍(“載籍”)中考證出根據來，按照他的這個主張，就只能都算作靠不住的“傳聞”了。這一派修的志書，致力於廣泛搜輯舊文獻，逐條作精詳的考證，材料豐富，證據確鑿，在方志界樹立起嚴謹治學的榜樣，有利於糾正那種不負責任的盲目抄襲甚至憑空捏造的歪風。但是他們厚古薄今，不相信、不采納除古文獻以外的其他資料，不重視反映當代社會的實際狀況，把志書禁錮在狹窄的古地理研究的領域裏，當然要大大影響地方志的實用價值。

另一派是歷史派，也稱為新派，它的代表人物是章學誠。章學誠(公元1738—1801年)(圖8)字實齋，會稽(浙江紹興)人，幼年時體弱多病，並不聰明，每天讀書不過幾百字，還顯得很吃力，但是特別愛讀史書，常常有獨特的見解。他參加過七次鄉試，到40多歲才中舉人，第二年考取進士，認為自己的思想不合潮流，所以不去做官，以寫作、修志、講學度過了困苦而不安定的一生。他一生曾參與修纂十幾種地方志，但只有《(乾隆)永清縣志》(河北永清)完善地保存了下來，其他像他首次獨立纂修的《和州志》(安徽和縣)，還有他晚年的作品——最能體現其修志理論的《湖北通志》，都是在志稿剛剛完成的時候，由於地方長官換了人，新上司不喜歡他的理論和文字，終於功虧一簣，未能刊刻，以致散失。只有他自己手裏保存的一部分稿子，後來被收入他的文集中。
　

圖8 方志學的奠基人——章學誠(據《清代學者像傳》第二集)

章學誠是個傑出的歷史學家，著有《文史通義》，在史學理論上獨樹一幟。他用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地方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學說。

章學誠最大的貢獻，是明確地否定了地方志只是地理書的舊觀念。他認為方志屬史，他說：“志乃史體”(《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因以志別》)。這個觀點，比較準確地反映了隋唐以來地方志發展的實際情況，大大地開拓了地方志的內容和範圍，在方志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一次，章學誠在寧波遇到戴震。戴震比章學誠年長15歲，當時已經很有名氣。他不大瞧得起章學誠，“盛氣淩之”。章學誠並不畏怯，就地方志的性質問題和戴震進行了一場辯論，有理有據地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反駁了戴震的觀點。

從方志屬史這個基本觀點出發，章學誠對地方志的各個方面都作了詳細論述。他認為修志不是為了炫耀學問，應該講求實用。應該像修史一樣詳近略遠，用不著每部地方志都從古代講起。如果前人已經修了志，後人只要續修和補缺就可以了。地方志的重要任務是為國家修史準備資料，所以不能只是匯輯舊文獻了事，而應該特別重視搜集保存當代文獻。他說，比如司馬遷寫《史記》，也寫了上古三代的事，有的地方寫錯了。古代的事情寫錯了不要緊，古書都在，人人都能考證，自然會發現他的錯誤。但是，有關秦漢的事，人們就要以司馬遷的記錄作憑據了，如果他記得不詳細，後世又根據什麼來考證這一段史實呢？這種看法，和乾嘉學者的唯古是尊，真是針鋒相對。當時考據學是官方支持和提倡的，在學術界占有主導地位，章學誠卻敢於卓然獨立，提出創新的見解，確實難能可貴。

此外，章學誠還具體地設計了方志的體例，並且從人員分工、收集資料、制定凡例一直到怎樣擬標題、編附錄，總結了一整套修志程序和工作方法。他分析了省、府、州、縣各類型地方志的特點，指出它們應該各有各的宗旨和編例，不可以互相混淆。他還建議州縣常設“志科”，派專人負責經常收集整理新資料，為修志作儲備，免得資料失散，也免得修志時臨時抱佛腳。他把這些主張寫成了《方志立三書議》、《修志十議》、《方志辨體》、《州縣請立志科議》等許多篇論文。它們集漢唐以來方志理論之大成，為我國方志學初步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體系，成為我國方志學誕生的標志。章學誠則被公認為我國方志學的奠基人。

章學誠雖然在學術觀點上敢於創新，他的思想卻另有相當迂腐陳舊的一面，如主張志書要頌揚“皇恩”，要有益於“風教”，要傳述忠孝節義等等，這些也都貫穿在他的方志學理論和他修的志書中。

除理論上的建樹外，清代方志學還有一片重要的園地，就是舊志的整理。其中最有成績的是對古地志的輯佚。

輯佚是一種整理古籍的方法，“佚”也寫作“逸”，是“散失”的意思。我國宋代以前的地志圖經大部分都散失了，有的在其他古籍中還保留了一些被引用的篇章、段落或句子。輯佚就是把這些零散材料找出來，加以整理匯編，盡可能重現這部著作的原貌。這對於我們了解地方志發展演變的歷史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輯佚在清代非常盛行。輯古地志最有成績的是王謨，他在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中了進士以後，情願不做縣官，而去做清苦的府學教官，以便一心在古書中披沙揀金。他本來想輯刻一部篇幅巨大的《漢魏遺書鈔》，包括經、史、子各類書籍，後來逐漸認識到地理書的重要性，就在完成“經”的部分後，將主要的精力轉向地理，一共輯出古地志近400種。這時他已經80多歲，又貧病交加，沒有能全部刻印出來，現在能收集到的只有70多種了。中華書局將它們匯影出版，稱為《漢唐地理書鈔》。後面還附了清陳運溶所輯的66種湖南古地志(原來收在《麓山精舍叢書》中)。此外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和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也輯了約60種唐以前的地志。清代編《四庫全書》時，曾從明代類書《永樂大典》中輯出若幹種地方志，現在《永樂大典》已失傳，這些輯出的資料就分外可貴了。

清代學者對許多舊志的成書時代、作者、版本、內容、體例作了深入的考證和探討，他們根據自己的研究心得寫成大量題跋或提要，探討舊志的編纂年代、編纂者的生平和版本流傳情況，評論志書的優劣得失。這同樣是總結修志經驗，指導修志實踐的一種重要方式。如章學誠就曾寫過《書吳郡志後》、《書姑蘇志後》等七篇志書評介。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有幾百篇地方志的提要。周中孚的《鄭堂讀書記》也有近200種志書的題要。這些工作，為後來方志目錄的發展和對舊志的進一步整理作了重要的準備。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在整理舊志方面別開生面。他在明朝末年，面臨著國家憂患交迫的局面，想要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路，就開始從地方志和其他文獻中搜集一切有關國計民生重大問題的記載，包括地形、關隘、兵防、賦稅、農政、手工業、礦產、水利、交通等，分地區匯集研究。明朝滅亡以後，顧炎武參加抗清運動失敗，在各地顛沛流離，仍然一面收集資料，一面實地考察。他以20多年的時間，輯錄了以方志為主的1000多種資料，終於編成《天下郡國利病書》120卷。顧炎武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整理舊志的經驗在當時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是，隨著方志學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顧炎武是系統地整理地方志資料的先驅，他為後人開創了一條綜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廣闊的道路。

方志學的誕生，說明中國地方志進入了一個新的更自覺的發展階段。發源於遙遠古代的涓涓細流終於匯成了巨流。作為一種牢固的文化傳統，無論歷史的風雲怎樣變幻，它都將繼續得到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