膚淺與獨裁

膚淺與獨裁真是一對孿生兄弟。獨裁對膚淺說，“因為你，所以才有我。”膚淺對獨裁說，“是呀，因為你，所以才有我。”王國維認為中國社會最劇烈的變革是商周之變，他的見解或許依然適用。但是，中國社會從有皇帝到沒有皇帝，這一變革的劇烈程度，隨著時光推移，越來越像是最劇烈的變革——沒有之一。“沒有皇帝的日子，”膚淺自言自語，“可怎麽過呀？”回顧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思想狀況和政治狀況，深思熟慮之士的各種提議，包括“君憲制”，沒有哪一個成功過。因為民心所向，皆偏激，不是向左（革命黨）就是向右（保皇黨）。民國以來的狀況，偏激的程度未嘗有絲毫好轉，不是向左（不斷革命），就是向右（紙醉金迷）。…

行為學研究動物（包括人類）乃至植物的行為，基於實證研究方法，逐漸深入，心理學和認知科學，腦科學和基因排序。另一方面，也逐漸宏觀，群體行為，社會心理，物種與生態。行為學於是以行為的名義涵蓋一切研究領域。既然如此，當然可以有微信行為學。

我的微信行為觀察，最初印象是微信的便捷性。人口密集地區，手機普及率最高。微信的核心功能是轉發消息，最初，它佔用的是使用者的“垃圾時間”——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從一個環節轉換到另一個環節時，在轉換過程中消耗的時間，通常稱為“等待”。如果沒有微信，如果必須等待下一事件發生，那麽，等待就稱為“無聊”。被無聊佔用的，是垃圾時間。…

用這樣一個標題，讀者明白，是為了引起注意——文物的權利？有定義嗎？在這樣的詢問之下，我們就把註意力轉向此文的真正主題——未來人類有沒有分享今天人類的文物的權利？如何維護這一權利？誰能代表和維護這一權利？

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由“阿羅－德布魯”模型刻畫，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種配置資源的過程：任何一項資源，在恰當的權利界定之下，向能夠實現它的最高價值的那些“時空點”自由流動。這一定義包含了一個有待定義的修飾詞“恰當的”——legitimate，合法的、合理的、正當的、正統的、正確的。我總是傾向於用“道德合法性”來翻譯“legitimacy”，以區分於“合法律性”（legality）。除了“道德基礎”問題，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上述定義還包含兩個有待澄清的術語。…

我考察的民權框架下的報道基本上是但並不總是對同性戀者表示同情的。公民權利為主題的某些新聞報道涉及那些反對同性戀者權利的人。比如，演唱家安妮塔·布萊恩特（Anita Bryant）反對佛羅裏達州戴德縣宣布性取向基礎上的歧視為不合法的法令。我的研究表明大部分都可以納入以下三種類型中的某一類：

1 空軍中尉李奧納德·馬特洛維奇（Leonard Matlovich）訴訟案的報道。他試圖改變軍隊因他是同性戀者而將他開除的決定。幾天之內，三大網絡都給予這個報道極大的關註。

2 同性戀者權利的普通投票的報道。在APA投票之後，新聞媒體認為，開始於佛羅裏達州的戴德縣的普通投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3…

即使在精英存在不一致的情況下，即各類民眾機械地跟從他們各自的政治家或者專家的建議時，也不存在精英主導。民眾依然能夠確信，他們越是關注某個主題，他們越可能與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專家得出相同的結論。

通過這個寓言，至少可以想象這樣的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公共輿論對精英話語中的信息和分析的依賴是很大的，但是在合理的術語定義下，精英對公共輿論的主導卻不可能發生。這些條件是：

正如一個記者所說的：“我們不加工事實，而是加工已歸因的觀點。”（轉引自Gans，1980：p**130）記者根深蒂固地依賴信息來源的一個原因，是記者有一種“入鄉隨俗”的傾向：與信息來源保持一致並力圖提供這個來源的看法。像拉塞爾·貝克(Russell…

基於更大量的證據，懷爾和斯魯爾（Wyer and Srull，1989：p**81）堅持認為：

（人們）不可能在記憶裏，對他們積累的與特定的決策有關的所有知識，進行完全徹底的搜索。他們找回和利用的僅僅是這些知識的一小部分，並不假思索地假定這一小部分的知識就代表了他們已獲得的所有知識。

然而，與此同時，在政治科學（Kelley，1983）、政治心理學（Lodge，McGraw and Stroh，1989）和認知心理學…

如果媒體影響微小的理論，失去了其學術根據，那麽，精英通過利用媒體操縱公共輿論的潛力的研究，就招人喜愛了。所以在這個結論部分，我就轉向這個議題。我的討論將很大程度上，根據我前面的實證分析的分類來安排結構。

界定精英主導

初看起來，本書的論證在精英主導公共輿論上並不令人鼓舞。很多民眾對公共事務太不關心，以至於他們不能批判性地回應他們所接觸的政治傳播；相反，他們會受到任何試圖達到最高強度的信息流的沖擊。那些高度關注公共事務的少數民眾也幾乎沒有更大的批判性：他們主要基於精英訊息所傳達的黨派理念，和意識形態對新議題進行回應。…

當猛然被問到對於國防開支的觀點的時候，他們必須在一兩秒內把這些考慮，和其他各種想法放在一起，形成對國防開支的“調查回答”。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充分仔細地考慮所有有關的想法。

而且，如果他們前一天夜裏剛看到，國防挪用經費的大醜聞的新聞節目，他們就會根據這個節目來回答問題。但是，如果問卷調查中前面的問題，有提醒到關於蘇聯進攻或威脅的話語，他們大概會回答應該保持高的國防開支。

並且如果在後來的某個時段的追蹤調查裏，問題的次序發生了改變，或者他們在前一天夜裏看了不同的電視節目，大概他們“頭頂上”的觀點也不同了，因此就會對問卷調查做出不同的回答。…

問題用語效應

一方面，因調查問題順序的變化而導致公共輿論超過10或者15個百分點的變化是不常見的，許多的變化較小，或者根本沒有變化。另一方面，調查問題的實質用語的變化對政治輿論會產生更大的影響，並且確實造成了更大的影響。然而，這些變化通常都沒有被考慮，既不為之焦慮，也對之沒有特別的興趣。感覺似乎是，對表述不同的問題就應該是得到不同的回答，因為它們或者改變了對問題的情感附載，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改變了問題本身。…

這些發現不僅僅激發了對方法論的好奇，35而且極大地決定了傳統觀點，即問卷調查是對“公眾真正認為的東西”的被動測量。更不妙的是，它們造成了恐慌，因為輿論研究者測量的東西大部分要麽是隨機的，要麽是系統的“噪音”。

在過去的15年裏，問卷調查方法論研究者和社會心理學家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並且尋求解決之道。他們試圖放棄傳統觀點--人們有固定的觀點，這些觀點就是問卷調查裏揭示出來的。他們開始集中於“問題-回答過程”（question answering process），借此在對他們面對特定刺激的反應過程中，構造自己的觀點報告。

在這類研究的一個例子中，威爾遜和霍奇斯（Wilson and Hodges，1991)把態度的傳統觀點描述為本質上是態度的“文檔抽屜”（file drawer）模型：…

這些轉變的一個明顯的解釋就是，許多人在兩次訪談中間經歷了真正的觀點變化。可是，證據並不支持這一解釋。當在不同的三次場合下問同一個受訪者同樣的問題時，我們通常可以從第一次的訪談或者第二次訪談來較好地預測第三次的觀點。也就是說，第一次和第二次訪談之間觀點的變化不可能被認為是系統的觀點變化。31所以，一般接受的結論是，表2-1裏展示的這種回答的不穩定性主要代表的是某種隨機誤差。但是，是哪種隨機誤差，以及誤差又有多大呢？

在其著名的《大眾信念系統的本質》這篇論文中，康弗斯（Converse,1964）認為，觀點的不穩定性主要是由於雖然受訪者對給定議題缺乏強烈的感受，但是仍然通過在面對的回答選項之間所能做出的最好的禮貌的選擇--但是常常以實質上隨機的方式選擇--來讓訪談者滿意。他提出：“大部分選民完全沒有有意義的信念，甚至在那些精英們很長時間裏強烈的政治爭議基礎的形成問題上，也是如此。”（p**245）…

例如，拉辛斯基(Rasinski,1989)報告說，通過幾個調查，68%的美國人感到在 “制止高升的犯罪率”方面花費過少，但是僅僅55%的人感到在“執行法律”方面花費太少。同樣，68%的感到在“保護社會安全”方面的花費過少，而僅僅53%的人感到在“社會安全”方面的花費過少。

或者，在另一種類型的例子裏，45%的美國人“不允許”共產主義者發表演講，同時僅僅20%的美國人要“禁止”同樣的行為（Schuman and Presser，1981：p**277）。29關於問題用語變化的影響效果，一個有記載的例子大概是1983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民意調查發現，即在作為熱門話題的時候，公眾對“凍結”核武器生產上的支持率在18%~83%之間變化，而這種變化依賴於議題的表述方式。Judith Miller，1982年5月30日，A1版。…

通常不會碰到一個人在意識形態的某個維度上非常自由，而在另一個維度上卻極為保守。這裏明顯的例外是自由意志論者，他們在經濟議題上常常是保守的，在生活方式議題上卻是自由的。但是他們在美國非常少，意識形態研究通常把他們似乎有把握地忽略掉。人們有這樣一個清楚但不是壓倒性的傾向，並在一系列似乎無關系的左-右價值觀維度上標明基本的立場。

這一觀點對本研究中既有傾向的測量有兩個實踐含義。第一，只要可能，人們應該使用合適的特定域的政治價值觀測量，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一般測量，來作為民眾接受或者拒絕他們接收到的政治傳播的既有傾向的操作性測量。原因是，意識形態作為對人們的左-右傾向更為一般的度量，比根據特定議題作調整的指標更可能錯過對此議題的反應。…

圖2-4的左半側顯示出在政治意識上，鷹派和鴿派成員間在美國“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援助”這一問題上有很大的差異。42%的最有意識的鷹派成員與僅僅3%的最有意識的鴿派成員讚成增加對反政府武裝的援助。然而，在意識量表上處於中間的1/3的人，鷹鴿兩派成員的差異並不大；而在意識量表上分值處於最低端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基於價值觀上的差異。這一結果提出了對於理解信息貧乏的人的“鷹-鴿”價值觀的效用的懷疑。

可是，在圖2-4的右半側，卻支持了傳統價值觀重要性的觀點。它顯示了關於美國是否應該出兵中美洲25“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這一問題的回答。這裏我們發現，鷹鴿兩派成員在所有意識水平上都有顯著的不同。…

個人政治既有傾向的易變性的起源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是，我的假設是既有傾向至少部分地是個人生活經驗的提煉，包括孩童時期的社會化和直接介入的政策議題的原始要素，比如謀生、交稅、種族歧視等。既有傾向也部分地取決於社會和經濟地位，以及大概至少與之同樣重要的先天或者後天的人格因素和品位。雖然關於人格與觀點的學術文獻是有問題的，但是個人政治態度的差異似乎也反映著不僅僅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不同，並且描述這些人格意義上的根本的差異似乎是合理的（參見Adorno et al*保*1950；Smith，Bruner and White，1956；McClosky，1958；Altemeyer，1981；Costantini and Craik，1980；Wilson，1983）。…

所以，本書中所用的評估政治意識的信息測驗，嚴格地說是中立性的，或者事實性的。就像前面指出的，強調這一點是因為精英話語攜載的信息多是非中立性的，也不是嚴格的事實性的。一篇暗示五角大樓充滿醜聞和管理不善的新聞報道，或者一篇關於多數失業者如果他們足夠努力去找都能得到工作的總統評論，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由事實性信息構成，原因在於它們都含有某些簡單事實，並且它們真誠地傳遞了對事實事態所持有的信念。然而，它們卻不是中立性的，因為它們已經由於黨派的目的而約束在一定的框架內，並且能夠被公正的人合理地反駁。某些論斷，比如宣稱墮胎的蔓延表明美國人道德的下滑，並不能完全經得起實證檢驗；可是，在媒體中這種論斷的擴散形成了信息傳播，因為它涉及關於國家真實狀態的論斷。

故而，非中立的和不必要的事實信息與政治論斷是不易分清的。像哪個政黨控制國會這樣的中立性事實信息，在本書中是重要的，只要其測量了一個人接觸其他非中立的和不完全是事實性信息的可能的層次。…

近些年來國會選舉文獻中廣為研究的議題之一，是眾議院中的現任人員在連任競選中享有的優勢。在過去的30年裏，平均獲勝差額急劇增長，19結果是多數眾議院席位留給了現任者。眾議院議員們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能夠建立一個不管黨派考慮的忠於他們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因此，有時候，一個席位會留給某個特定現任者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是當現任者退休的時候，該席位迅速變成反對黨中某人的留用席位。這一發展給眾議院一個獨立的立場，這在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者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似乎嚴重影響了美國國會的績效（Cain，Ferejohn and Fiorina，1987；Jacobson，1991）。…

當然，多數人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紐曼（Neuman，1986)試圖在一般公眾意識的分布上做得比我更為精確（更多信息可參見Tichenor，Donohue and Olien，1970；Delli Carpini and Keeter，in press；Bennett，1989；Just，Neuman and Crigler，1989）。大概大部分人從市民責任和政治的娛樂價值的結合中，對公共事務會給以足夠的關註和了解。但即便這樣，還是容易低估一般的美國人對即使是最為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多麽無知--以及對他們所了解的東西遺忘得如此之快。

例如，1989年的春天，眾議院發言人詹姆斯·賴特（James…

美國在和平時期很少為戰爭的討論困擾，多關註的是國家付擔不起的問題。陸軍參謀長愛德華·C·邁耶（Edward Ceyer）將軍公開抱怨他帶管的是“中空的部隊”--人員配備不足、訓練不夠以及資金短缺。空軍參謀長盧·阿倫（Lew Allen）將軍警告道，他的飛機缺少在任何持續的戰鬥中指揮空戰的必要的備用部件。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托馬斯·B·黑瓦德（Thomas Bayward）抗議道，他有三大海的任務而只有一個半海的海軍。並且1960年總統競選運動的導彈力量差距產生的恐慌，第一次讓人感到美國國防下滑得如此之糟以至於國家好像沒有能力保護其海外利益，或者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了。

在該雜志描述吉米15·卡特和羅納德·裏根總統（裏根是卡特在秋季競選中的共和黨對手）對情況不適當的反應之後，報道繼續寫道：…

國會對種族議題投票也開始緊密地沿著民主黨-共和黨黨派路線進行（見圖2-1的上部分，此略）。

在黨派領導線索上這一變化的13影響在圖2-1的下部分是明顯的。普通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1964年開始表現出在種族議題上的兩極化--似乎就是黨派領導線索結構上突然變化的結果。事實上，卡邁恩斯和斯廷森 (Carmines and Stimson, 1989)發現，關於種族的大眾層次的黨派兩極化最早的證據來自1963年11月的哈裏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調查就在約翰·肯尼迪總統宣布支持某一主要民權法案之後。

然而，這些結果也有模糊性。沿著黨派路線的大眾兩極化源自黨派忠誠的改組，種族自由人士都聚集到民主黨，種族保守人士都到了共和黨這一邊。這是黨派轉換（pa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