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政治既有傾向的易變性的起源超出了本書的範圍。但是，我的假設是既有傾向至少部分地是個人生活經驗的提煉，包括孩童時期的社會化和直接介入的政策議題的原始要素，比如謀生、交稅、種族歧視等。既有傾向也部分地取決於社會和經濟地位，以及大概至少與之同樣重要的先天或者後天的人格因素和品位。雖然關於人格與觀點的學術文獻是有問題的，但是個人政治態度的差異似乎也反映著不僅僅是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不同，並且描述這些人格意義上的根本的差異似乎是合理的（參見Adorno et al*保*1950；Smith，Bruner and White，1956；McClosky，1958；Altemeyer，1981；Costantini and Craik，1980；Wilson，1983）。

由於本書著重於精英提供的信息在形成公共輿論上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強調的是，我並沒有假定精英在形成個人政治既有傾向上有重要作用。在我的觀點裏，既有傾向是以上述方式調解人們對精英信息的反應的，但是既有傾向在短期內並不受精英的影響。

長期來看，被個人內化的精英觀點對其價值觀和其他既有傾向有某些影響是可能的。但是，不管有多可能，本書是對特定的短期的輿論形成和變化的研究，並且為了這一目的，精英對既有傾向的長期影響在其存在的程度上就可以有把握地略去不談了。已經內化的精英觀點可以對後繼的精英影響的易感性有重要作用，但是，正如我在後面的幾章討論說服的“慣性抵制”時所展示的，沒有任何對政治價值觀幹預影響也一樣可以做到這些。

在各種類型的既有傾向中，政治價值觀將在本書中得到最為一貫持續的關註。這是因為它們似乎比其他的既有傾向因素對公共輿論有著更強大、更普遍的影響。大概還有種族。但是種族方面差異很小，也就是說，人口中太一邊倒的是白人，以至於在本研究中不能使種族成為核心既有傾向因素。但是其他類型的某些因素，尤其是種族和黨派依附也很重要，它們也將得到顯著的關註。

價值觀是指在個人信念系統中具有“比態度更為核心的”（Kinder and Sears，1985：p**674）和“致使我們對社會議題持有特定立場的”“普遍的和持久性的準則”（Rokeach，1973：p**13）。因此，一個具有強烈的經濟個人主義價值觀的人，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比價值觀不這麽強烈的其他人更可能拒絕通過高稅收來支付社會福利的主張。

以這種方式來理解，政治價值觀近來開始成為嚴肅的學術研究對象（具體綜述可參見Kinder and Sears，1985）。雖然這些研究對於激起瀕死的關於公共輿論結構的爭論是有用的，但是它似乎有兩個重大的弱點。其中一個弱點將在本書裏集中強調，24但是另一個必須通過假設來暫時地解決。

正如多數的公共輿論研究一樣，第一個局限是，當前的價值觀研究文獻普遍沒能對民眾中存在的政治意識上的巨大差異做出系統的解釋。這一缺失是令人遺憾的，因為價值觀研究一再地宣稱，多數學者都同意，那些太純真以至於沒有“觀念形態”的民眾仍然擁有足夠的政治意識來可靠地使用“價值觀”去構造他們的政策偏好。因此，在這方面研究的一個主要的例子中，赫爾維茨和佩弗利（Hurwitz and Peffley，1987) 提出一個外交政策輿論的等級體系模型，認為“核心價值觀”決定個人的“一般姿態”，反過來決定了具體外交政策輿論的結論。根據赫爾維茨和佩弗利的觀點，許多美國人對外交事務非常無知的事實，恰恰是個人常常必須依靠核心價值觀和一般姿態來指導他們的政策偏好的原因：

我們認為個人企圖通過根據他們的更為一般和抽象的信念……來構造關於具體外交政策的觀點以應付超級令人迷惑的世界。（p**1114）

雖然這點很好，但是民眾必須仍然有某種最低程度的信息來識別他們的價值觀與給定議題的關聯，而且正如我曾論證的，對於民眾而言，甚至最低程度的政治信息缺乏的經常性也很容易被低估。

我們可以通過例子來檢驗美國援助尼加拉瓜反對政治武裝的輿論。圖2-4展示出有關使用軍事力量上的政治意識和既有傾向兩方面都不同的民眾是如何回答1987年關於這個事情的問題的。就一組一般問題，在圖中歸於“鷹派”的人說，他們堅定地看重軍事力量，對潛在的敵手是一幅攻擊性的姿態，以及毫不妥協地反對共產主義。“鴿派”成員則拒絕這些立場，偏愛強調磋商和容納共產主義。圖中的政治意識是通過關於政治的事實性知識的簡單測驗來測量的。（在測量附錄裏可以找到量表結構裏使用的條目。）

圖2-4關於中美洲政策的兩個問題。（此略）

資料來源：1987年NES探索性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