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不會碰到一個人在意識形態的某個維度上非常自由，而在另一個維度上卻極為保守。這裏明顯的例外是自由意志論者，他們在經濟議題上常常是保守的，在生活方式議題上卻是自由的。但是他們在美國非常少，意識形態研究通常把他們似乎有把握地忽略掉。人們有這樣一個清楚但不是壓倒性的傾向，並在一系列似乎無關系的左-右價值觀維度上標明基本的立場。

這一觀點對本研究中既有傾向的測量有兩個實踐含義。第一，只要可能，人們應該使用合適的特定域的政治價值觀測量，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一般測量，來作為民眾接受或者拒絕他們接收到的政治傳播的既有傾向的操作性測量。原因是，意識形態作為對人們的左-右傾向更為一般的度量，比根據特定議題作調整的指標更可能錯過對此議題的反應。

這種分析的第二個含義是，由於在很大程度上，價值觀是由個人的一半意識形態取向來組織的，如果必要的話，個人可以用一般的或者總括的意識形態測量來獲得人們的左-右傾向。本書的許多部分集中於輿論變化的情況，但是有相對很少關於公眾輿論變化的案例是通過高質量、可以公開獲得的調查記錄留存的。因此，我必須盡量地開發利用現有的、不論質量好壞的關於輿論變化的數據。其中某些數據庫，對政治價值觀進行了極好的測量，從而精確地獲取了規範輿論變化的價值觀維度。但是在另一些案例中，某個調查可能僅有關於價值觀取向的很一般的測量，比如自由-保守的自我認同，或者並不是很接近正在發生變化的輿論的價值觀取向的測量。在這些情況下，我發展出了我所能做出的關於一般左-右傾向最好的測量，並希望這樣的測量在實踐上能與其他測量幾乎一樣好。（本書的正文裏都對所使用的測量做了一般性的描述，至於精確的描述則放在了測量附錄裏。）除了純粹的必要性，這樣做的理由只有一個：存在一個一般的左-右組織原則，它貫穿了許多不同的價值觀維度。

這一實踐明顯是保守的。在一定程度上，價值觀取向的一般測量是不能抓住與正在發生變化的輿論有關的既有傾向的，所以我將常會得到與價值觀的微弱的關系或者發現關系根本不存在。確實，如果可以得到較強的價值觀測量的話，將會出現我所發現的某些關系會顯示出比我所認為的還要弱的情況。

最後，關於術語的註解。有時候，我會把個體們描寫成“自由派”或者“保守派”。28但這絕不是意指這些人一定是教條化的意識形態所區分的完全的左派或右派。我僅指人們傾向於更接近某個特定價值觀維度的左端或右端，或者更接近相關的自由-保守價值觀的群集的一端或者另一端。因此，我不會說一個人在平均主義測量分值上是高的，或者在鷹派作風測量分值上是高的；我會說，該人是自由派或者保守派。但是，不管我用哪個術語，應記住的要點是，為了本書的目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有著完全相同的理論地位：它們是接受或者拒絕特定政治傳播的既有傾向的指標。

什麽是輿論？

約翰·繆勒（John Mueller,1973）在其《戰爭、總統與公眾輿論》（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一書中開頭的一系列提醒，應該放在任何關於公眾輿論的書的開篇，但是很少有人這樣做。他寫道：

訪談情景是臨時性的社會經歷。受訪者在門階或者客廳，接連地被一個陌生人問到關於許多方面的問題，這個陌生人通常是一個30多歲的教育水平較高的女性，她認真地把每個反應和回答記在紙上。很少有人能習慣其每個言辭被忠實地記錄下來，許多人發現這是一個討好別人的體驗。而且，當意識到他們的訪談會被保存數十年之後，他們就不希望訪談時表現出毫無準備的樣子。在這些條件下，我們對受訪者以一種似乎權威的，或所謂“真實的”方式對那些自己什麽都不知道，或者從來沒有想過的話題裝模作樣並武斷地發言的現象，就不會感到驚奇了。（p**1）

詢問這些沒有信息準備的人，讓他們對那些他們很少曾經考慮過的話題表達意見的結果是完全可以預測的：他們的意見陳述給出了每個粗淺之處的表征。雖然對同一個人進行了重覆訪談，但是意見陳述卻是隨機搖擺的（參見表2-1；亦可參見Converse，1964；Achen，1975；Dean and Moran，1977；Erickson，1979；Feldman，1989；Zaller，1990）；問卷構造十分微小的變化，比如調整一下問題的次序或者答案選項的次序，都能很容易引發整體輿論5~10個百分點的變化，甚至有時候會翻倍（Schuman and Presser，1981；Bishop，Oldendick and Tuchfarber，1984；Tourangeau et al*保*1989）；還有，問題的不同表述方式通常也會對公眾對某個議題的公共支持的測量水平產生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