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這樣一個標題，讀者明白，是為了引起注意——文物的權利？有定義嗎？在這樣的詢問之下，我們就把註意力轉向此文的真正主題——未來人類有沒有分享今天人類的文物的權利？如何維護這一權利？誰能代表和維護這一權利？

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由“阿羅－德布魯”模型刻畫，可以被理解為這樣一種配置資源的過程：任何一項資源，在恰當的權利界定之下，向能夠實現它的最高價值的那些“時空點”自由流動。這一定義包含了一個有待定義的修飾詞“恰當的”——legitimate，合法的、合理的、正當的、正統的、正確的。我總是傾向於用“道德合法性”來翻譯“legitimacy”，以區分於“合法律性”（legality）。除了“道德基礎”問題，完全競爭市場經濟的上述定義還包含兩個有待澄清的術語。

其一比較簡短，就是“自由流動”的含義，在教科書經濟學裏，它意味著要素流動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計。

另一有待澄清的術語則極不容易澄清，就是“價值”。從亞裏士多德到小密爾，這是全部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導致了最著名的關於“水”和“鉆石”的所謂“價值悖論”——水比鉆石更有用，而鉆石卻是最昂貴的。

據斯密著作的權威編輯者坎南教授在《原富》（所謂“坎南本”）第一卷第四章腳註內的考證，以及1976年問世的格拉斯哥版《斯密著作集》兩位同樣權威的斯密編輯者的考證，這一悖論最早見於柏拉圖的一篇關於人類語言的“蘇格拉底對話”。可惜，我查找《柏拉圖全集》最新的中譯本，卻沒有找到。

無論如何，這一悖論導致了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且應當是一切價值的衡量標準——水固然有用，如果不需要投入勞動，價值便很低；鉆石固然沒有用，惟其需要投入大量勞動，故而價值很高。換句話說，存在著衡量一切價值的客觀尺度。故而，李嘉圖和馬克思都被歸入“客觀價值論”學派。

另一方面，早年深受邊沁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小密爾在《政治經濟原理》第三卷第一章開篇批評斯密在《原富》第四章裏討論“使用價值”時混淆了“使用”的兩種用法，故而陷入“價值悖論”。

他指出，政治經濟學家接受的惟一用法是：一物的有用性在於且僅在於它能滿足人的欲望。一物對一人的價值在於、且僅在於要滿足欲望所必須付出的艱辛——通過勞動或其他任何途徑。換句話說，不存在衡量一切價值的客觀尺度。這一思路，尤其在西方哲學的“邏輯實證主義”運動之後，成為主流，叫做“主觀價值論”。

一項文物，從“主觀價值論”立場看，應當自由地流動到願意為它支付最高價值的人（時空）那裏（點），便是實現了這項人文資源的理想的市場配置。

阿羅在接受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說詞裏指出，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理論存在若幹問題有待解決。其中，最值得我們今天的經濟學家註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市場配置資源的完全競爭機制要求對任何一項事物——例如為“未來”的時空點提供人文服務的文物古跡，都存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

可是，阿羅說，在真實世界裏，最發達的股票市場也無法提供任何一項金融資產在全部未來時空的價格。因此，真實的市場總是不很完全的，從而也就需要采取其他的方式來補救，這一看法當然會被納入所謂“市場失靈”與“政府幹預”的理論。

當市場缺失的時候，我們怎樣衡量文物的價值呢？如果我們完全不考慮為未來人類提供人文服務的文物市場的價格，只根據今天我們看到的文物的市場價格，來判斷它們的價值——相對於地方經濟發展中其他項目的價值，我們就可能嚴重低估了文物的價值。

競爭為什麽可以導致效率？在“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裏解釋，是因為參與競爭的人數足夠多。其實，在“一般均衡”和“社會選擇”的分析框架裏解釋，是因為有足夠多的不同偏好在參與競爭。否則，例如，原始社群裏的數量眾多但偏好單一的人們，就應當能夠有效率地配置他們的資源了。

可惜，經濟學，至少是它的主流學派，至今假設人群的“偏好”結構必須給定不變，否則就難以保證一般均衡的存在。也因此，為了讓足夠多的不同偏好參與競爭，一般均衡理論就只能假設一切未來將要存在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偏好，都“已經”存在了。

在現象世界裏，未來人類的偏好並非已經存在。為了應付這樣的情況，我們只得求助於法學家。他們當中，我最喜歡的一位，德沃金，提出“認真對待權利”。基於上面討論的經濟學面臨的困難，我們不難論證：社會之所以需要認真對待權利，是因為未來世界是“不確定的”——無法預期、無法測度、無法設計，因為我們的理性能力在這些不確定性面前顯得如此渺小。於是我們承認一些初始權利，認真對待它們，決不輕易推翻它們，甚至把它們看做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樣，如果我們足夠幸運，就可能通過確立更多的權利，而減少未來世界的一些不確定性。

我們應當認真對待未來人類對今天的文物的權利。可是，誰來代表他們行使這一權利呢？這是一個問題。（愛思想網站 2004-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