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多數人處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紐曼（Neuman，1986)試圖在一般公眾意識的分布上做得比我更為精確（更多信息可參見Tichenor，Donohue and Olien，1970；Delli Carpini and Keeter，in press；Bennett，1989；Just，Neuman and Crigler，1989）。大概大部分人從市民責任和政治的娛樂價值的結合中，對公共事務會給以足夠的關註和了解。但即便這樣，還是容易低估一般的美國人對即使是最為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多麽無知--以及對他們所了解的東西遺忘得如此之快。

例如，1989年的春天，眾議院發言人詹姆斯·賴特（James Wright）在醜聞指控中辭去了職位。17這在美國歷史上是首次發生。媒體在數月內大肆報道。然而，在賴特辭職三個星期後，當一項全國抽樣調查詢問這件事的時候，僅有45%的人能夠說出辭職的某個原因--甚至至多只是提及醜聞或者壞事。

再舉一個例子：1989年的初夏，美國最高法院宣布了一個關於婦女墮胎權利的韋伯斯特訴生殖健康服務案的重要判決。支持和反對墮胎的積極分子們因為試圖向法院施加影響，進行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在作出判決之前，媒體對懸置未決的案子作了大量的新聞報道，而當判決最終宣布的時候，報道非常密集。然而，就在判決之後的調查顯示，僅僅大約50%的公眾能夠對法院如何判案說出個一二來，當這樣的調查持續數周之後，這個比例逐漸下降到大約35%（Zaller and Price，1990）。

那些了解墮胎判決的人明顯不是人口中隨機的50%：經常關註政治的人遠比那些不經常關心政治的人更可能了解墮胎判決。圖2-2表明了這一點。調查的受訪者按照他們的“政治意識”的一般背景被劃分了等級。如果能夠在多樣的簡單事實信息測驗中正確地回答問題（諸如哪個政黨控制眾議院），他們在政治意識上則得高分，否則，在政治意識上得低分。正如從圖2-2中看到的，幾乎所有非常熟諳政治的人--18曲線上端中在法院判決的頭三天裏接受訪談的人中的95%--能夠在被問到時，說出墮胎案中法院判決中的基本的信息；但是在意識譜系的低端則幾乎沒有人具有關於該判決的任何信息。

圖2-2關於最高法院就韋伯斯特案判決的新聞的擴散的估計。這是基於在法院判決的三天後受訪者的估計，其計算基於普雷斯和紮勒（Price and Zaller,1990）的模型和系數。政治意識是通過關於政治的簡單的事實問題來測量的，具體見本書測量附錄裏的描述。本圖中的意識測量的分值範圍為-2~2個標準差。（圖略）

資料來源：1989年NES探索性調查。

關於對政治新聞的不同的關註的數據對於精英話語對公共輿論的影響有著重大的意義，而且對它們的系統解釋將是本書的核心任務。

圖2-2也顯示了那些最讚成婦女墮胎權利的人--尤其是那些說婦女應該有絕對權利決定自己是否墮胎的少數派--比其他人更可能了解法院的判決。可是他們的信息優勢是相當有限的。並且，在對判決的意識上，男女沒有差別。甚至那些育齡婦女與其他公眾在這一議題上的意識也沒有差別（Price and Zaller，1990）。

我提到這一點是為了給那些有疑問的讀者足以去思考的空間。他們懷疑，雖然一般人常常對政治所知甚少，但是他們依然試圖了解對他們尤為重要的事情。盡管某些這類傾向也會發生，如在康弗斯(Converse,1964)、艾揚格（Iyengar，1990)、德裏·卡貝尼和基特（Delli Carpini and Keeter，1990)、麥克勞和平尼（McGraw and Pinney，1990)以及其他研究中所強調的，但是這些傾向似乎並不很大或者很廣泛（Price and Zaller，1990）。

於是，關於政治意識，有這樣兩個要點：（1）不管什麽特定的議題，人們在對政治的一般關註上差異很大。（2）信息的總體平均層次很低。更簡潔地說，在政治意識上，方差大，平均值總體上低。

這些對於公共輿論的專業學者都很熟悉（Converse，1975；Kinder and Sears，1985；Luskin，1987；Bennett，1989）。然而，熟悉常常僅止於熟悉而已。多數時候，當學者們試圖解釋公共輿論和投票選舉行為的時候，他們建立模型，隱含地假定所有人都同樣準確地了解政治，並因此認為人們主要是在偏好和興趣上有差異。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建立的模型忽視了政治意識的影響。

例外的例子有斯廷森(Stimson, 1975)，尼、韋爾巴和皮特羅西克（Nie，Verba and Petrocik，1976)和相關的批評。心理學家和心理學取向的政治科學家們的研究對政治意識給予了更多一些的關注，常常稱其為“政治專門知識”（political expertise）（參見Sniderman，Brody and Tetlock，1991；Kinder and Sanders，1990；and the 1990 volume of essays edited by Krosnick)。本書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對這種主導性研究實踐提供一個矯正法。

給出一個例子來解釋為什麽這種矯正是必要且有益的。這個例子關注一般意義上與精英話語對公共輿論的影響類似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