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拉辛斯基(Rasinski,1989)報告說，通過幾個調查，68%的美國人感到在 “制止高升的犯罪率”方面花費過少，但是僅僅55%的人感到在“執行法律”方面花費太少。同樣，68%的感到在“保護社會安全”方面的花費過少，而僅僅53%的人感到在“社會安全”方面的花費過少。

或者，在另一種類型的例子裏，45%的美國人“不允許”共產主義者發表演講，同時僅僅20%的美國人要“禁止”同樣的行為（Schuman and Presser，1981：p**277）。29關於問題用語變化的影響效果，一個有記載的例子大概是1983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民意調查發現，即在作為熱門話題的時候，公眾對“凍結”核武器生產上的支持率在18%~83%之間變化，而這種變化依賴於議題的表述方式。Judith Miller，1982年5月30日，A1版。

表2-1在重覆訪談中的回答穩定性：兩個例子

關於與蘇聯合作的輿論a（%）

1980年1月

合作中間強硬不知道

1980年6月

合作52251319

中間14241716

強硬23416018

不知道11111047

100100100100

N26615323874

在政府服務層次上的輿論b（%）

1980年1月

削減中間不變不知道

1980年6月

削減54381934

中間18241010

不變11255915

不知道17141341

100100100100

362122208138

a 所提問題是：“有些人感到對於我們而言，努力與蘇聯處好是重要的。其他人感到太努力與蘇聯友好相處是一個大錯誤……”要求人們在一個7點量表上找出自己的位置。處在1、2和3上的算作“合作”，4為中間，5、6和7為“強硬”。

b 所提問題是：“有些人認為，為了削減開支，政府服務應該更少一些，甚至在健康和教育這些領域也應如此。其他人認為，政府繼續提供現在這些服務是重要的，即使這意味著不能減少開支……”

資料來源：1980年NES面板調查。

很容易理解為什麽公共輿論的分析家很少跟繆勒學習在開篇表明這種懼怕。很顯然，他們是害怕，害怕如果他們太率直地說出其研究所依賴的數據是可疑的，他們則控制不了反駁，並在論證之前就會失去聽眾。

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無人能確切地知道那些公共輿論產生多種奇特變化的原因。多數的分析者確實認為公共輿論是比所引用的證據更為實在的東西。由於不能夠使所有的事實與自己相信的一致，人們僅僅把公共輿論中有問題的證據擱置一邊，並留給調查方法論專家去解決，自己則把確定的理解寫下來。

這一取向的一個明顯的問題是對讀者隱瞞了信息。另一個問題則是它放棄了如實陳述關於公共輿論在所有可能隱蔽的意義上形成和變化的機會。根據這些考慮，30本研究不會就上述輿論數據的任何問題做隱藏或者輕描淡寫。當然，我將會給出解釋問題的存在的理論，將其作為分析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理論比我所希望的要更簡單，但是，它至少強調了前面的問題。

這一取向是一次冒險。本書把關於公共輿論本質的理論--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完全理解的主題--放在核心位置，把其整個的論斷與某些弱點連在了一起，以給批評家抱怨的機會，正確地說，其根基是不確定的。這種風險策略--有機會對公共輿論動力機制進行一個一個統一的和現實的描述--的回報是否值得，則由讀者來判斷。

我將通過更詳細地解釋以下幾點來開始我的論斷的這一部分：我曾經提到的公共政治輿論的奇特情況、學者們用於解釋這中間某些現象的相對狹隘的理論，以及我將用於解釋這些發現並把它們整合到一個精英話語影響公共輿論的模型中的更一般的理論。

大眾輿論報告的問題：隨時間推移的不穩定性

表2-1給出了兩個典型的隨著時間推移回答的不穩定性的例子。第一個問題來自1980年1月和6月再次訪談的受訪者樣本，問美國是否應該付出更大的努力來與蘇聯--美國的冷戰對手--合作，或者我們應該強硬。正如所看到的，在1月讚成強硬立場的人中有60%在6月依然持同樣的立場。其他的人則分散在其他的三個選項中（與蘇聯合作、持中間立場，或者“無意見”）。在1月份持中間立場的人中，僅有24%在6月份還持同樣的立場，其他人多數讚成或多或少的合作立場。總體來看，到了6月份，僅有50%的受訪者在6月還持有與1月份一樣的立場。（如果每個人每次被問到該問題時只是猜測，可以預期單獨碰巧的機會，就我所重新編碼的條目而言，大約32%的人在連續的訪談中會表達同樣的觀點。）在第二個關於政府服務的合適程度的問題中，也存在著明顯同樣的傾向。這裏，大約55%的受訪者設法在連續的訪談中表達同樣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