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精英存在不一致的情況下，即各類民眾機械地跟從他們各自的政治家或者專家的建議時，也不存在精英主導。民眾依然能夠確信，他們越是關注某個主題，他們越可能與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專家得出相同的結論。

通過這個寓言，至少可以想象這樣的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公共輿論對精英話語中的信息和分析的依賴是很大的，但是在合理的術語定義下，精英對公共輿論的主導卻不可能發生。這些條件是：

正如一個記者所說的：“我們不加工事實，而是加工已歸因的觀點。”（轉引自Gans，1980：p**130）記者根深蒂固地依賴信息來源的一個原因，是記者有一種“入鄉隨俗”的傾向：與信息來源保持一致並力圖提供這個來源的看法。像拉塞爾·貝克(Russell Baker)所寫的：

國務部門的記者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傳統古板地談話和展現出嚴肅、重要和神秘的表情。五角大樓的人總是看起來像剛從軍事演習中歸來的。國會大樓的記者……遮遮掩掩地報道很多政策。像他們所報道的政治家一樣，他們善於辭令、開粗俗玩笑、保守、痛恨變革。（轉引自Sigal，1973：p**49）

記者嚴重依賴信息來源的一個更根本性的原因是，他們沒有任何選擇。記者沒有時間，也沒有接受訓練，在很多情況下也不願意做調查研究。像大衛·哈爾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1979）在《影響力之所在》（The Powers That Be）中談到報道國際事務的記者時所說的：

他們以傳統途徑在從事新聞工作，他們寫過必需的警察報道、追蹤過消防車，他們比同行們稍微做得好一些，在職業上更優秀一些，最終他們來到了華盛頓。來到華盛頓之後，如果他們報道外交政策的話，他們不敢加入自己的觀點，他們也沒有自己的觀點；他們也不會加入自己的專業意見，他們也沒有專業意見。

他們幾乎完全依賴美國或者可能的英國官員在簡報和午餐中告訴他們的信息。記者越是接近那些大議題，他們越感到脆弱無助。（p**517518）

記者們素來有敢言直諫的聲譽，他們從來不畏懼說出他們認為真實的事情。更確切地說，記者從來不擔心說出其他人認為真實的事情。但是在一個充滿政治、經濟和大眾偏見壓力的世界中，他們必須表達不同來源的觀點，因為這是極為有價值的服務。

但是，就此認為新聞媒體和信息來源之間的關係是機械的卻是錯誤的。某個信息的來源可能不會被記者提及，也不會和記者商議，和記者個人之間也不熟悉。最一般地說，這是因為新聞媒體試圖做的，是從“所有合法性的角度”進行新聞報道；這種合法性，不僅僅來源於政府權威和利益群體的領導者，也來源於政府、大學、研究機構等主流組織授權的專家。

因此，如果存在某種主流專家意見，新聞媒體就會利用那種意見進行新聞報道。比如，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電視新聞通迅員莫利·賽弗（Morely Safer）報道美國海軍用打火機燒掉了越南農民的草屋的時候（Halberstam,1979）—這是一個明顯有反戰含義的報道，賽弗是否在組織這個報道的時候，查詢了任何特定的信息來源是可疑的。但是他反映了一大部分外交政策專家所持有的對戰爭的意見。

在斷言輿論報道廣泛地依賴專家意見的時候，我超出了現存的關於新聞媒體的研究文獻；這些文獻只說了新聞媒體對特定來源的依賴，最經常的是對處理外交事務的政府官員的依賴。但是，沒有理由相信，在政府控制的新聞事件中，新聞媒體對政府的依賴在其他情況下都存在。這個廣泛的依賴雖然難以匯編成文字資料，但是卻有可能通過實例呈現出來。

想想新聞媒體中對同性戀信息的加工。當最權威結構美國精神病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以下簡稱為 APA）把同性戀看做一種疾病的時候，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主導著對這個議題的新聞報道。

因此，當我們在1950年《紐約時報索引》中查閱同性戀的時候，會發現曲解和誹謗的條目。但是，在1974年對協會成員的調查中，當這個協會聲明同性戀不再被看做一種疾病的時候，在舊有的“邪惡”框架之外，新聞媒體開始使用“公民權利”框架，因此為民眾提供了一種對待同性戀議題的不同方式。

具體地說，在APA投票的時候，關於同性戀的網絡電視新聞報道突然發生了變化。在1974年APA投票的前5年裏，電視網絡新聞只花了14分鐘明確地或含蓄地報道同性戀者作為少數群體在爭取權利。在其後的5年裏，電視網絡花了135分鐘報道這種事件，翻了近10倍。根據範德比爾特大學電視新聞檔案計算的。圖12-1給出了每年報道數量的數據。

圖12-1在網絡電視新聞中用民權框架進行報道的數量。

資料來源：範德比爾特大學電視新聞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