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對種族議題投票也開始緊密地沿著民主黨-共和黨黨派路線進行（見圖2-1的上部分，此略）。

在黨派領導線索上這一變化的13影響在圖2-1的下部分是明顯的。普通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1964年開始表現出在種族議題上的兩極化--似乎就是黨派領導線索結構上突然變化的結果。事實上，卡邁恩斯和斯廷森 (Carmines and Stimson, 1989)發現，關於種族的大眾層次的黨派兩極化最早的證據來自1963年11月的哈裏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調查就在約翰·肯尼迪總統宣布支持某一主要民權法案之後。

然而，這些結果也有模糊性。沿著黨派路線的大眾兩極化源自黨派忠誠的改組，種族自由人士都聚集到民主黨，種族保守人士都到了共和黨這一邊。這是黨派轉換（party conversion）論斷。或者，兩極化源自觀點轉換，也即民主黨人在種族議題上變得更為自由，而共和黨人變得更為保守。這是觀點領導（opinion leadership）論斷。盡管卡邁恩斯和斯廷森沒有試圖分析出這些競爭性的可能性，但似乎兩者都發揮了作用。皮特羅西克（Petrocik,1989)認為，從1964年開始，民主黨失去了南方白人的支持，卻獲得了黑人的支持，這表明黨派忠誠沿著既有的種族觀點進行了重新洗牌。格柏和傑克遜（Gerber and Jackson，1990）也認為，許多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也根據新的黨派領導線索改變了他們的種族觀點，而這也預示了大眾對精英觀點領導的反應。格柏和傑克遜（Gerber and Jackson,1990）報告了對越戰的觀點領導的可比證據。富蘭克林和柯沙基（Franklin and Kosaki，1989)認為，關於墮胎態度的強烈的大眾兩極化緊隨1973年高等法院對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之後。

就本書的目的而言，後一種現象更為重要。如果精英提示線索可以改變種族觀點--這看上去是對公共輿論的深層感受，那麽他們也同樣可以影響其他大多數的輿論。

精英話語的概念化和測量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精英話語攜帶的政治信息從來不是單純的。各種類型的精英人士試圖以一種足夠簡單和形象以至普通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來描述事實。這種“信息”只在某種意義上是真正的信息，也就是說，這些信息是由那些假定為就是抓住那些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並以合適的視角傳遞的東西所構成。但是，它們從不會“僅僅是信息”（just information），因為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帶有選擇性，也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到刻板架構裏，從而只強調了正在發生事情的某些部分。

　結果，對某個給定議題上的公共輿論，很少可以看作對場景事實的直接反應。甚至在某些民眾可以直接體驗的議題上，比如貧窮、同性戀、種族不平等，也容易受到各種不同理解的影響。這種影響取決於事實是如何構造或者架構的，以及黨派精英們與某個立場的聯系。在這一點上，很難不同意李普曼的觀察：14

正統理論認為，公眾輿論是由一組事實的道德判斷構成……（更為合理的應該是）……公眾輿論首先是對事實進行道德化和編碼之後的版本。（Lippmann,1922/1946：p**93）

因此，正如我會經常用到的，我在本書中所指的“精英話語攜帶的關於政治的信息”，就是指那些刻板架構、參照框架和精英導向線索，這些可以使民眾有能力對那些超出全面的個人理解的事件形成概念，更重要的是，形成觀點。本書的目的就是展示精英話語的變異是如何影響公共輿論的方向和組織的。

然而，在本書中精英話語的概念可以精確到能夠全面測量和檢驗。為了指明我的立論所適合的更大的圖景和承認精英話語是比我將要做的簡單測量更覆雜的現象，我已對此做了描述。我的測量相當簡單和具體。我常常僅做一個二分測量--在給定議題上是否存在一塊鐵板似的精英觀點，以及對此應該如何處理，或者就該議題是否存在多個重要的精英分歧進行檢驗（特別是第6章）。在其他的幾種情況下，我將決定相對立的精英傳播的相對強度，以及相對強度如何隨時間而變化。在這些情況下，我將計算關於給定議題的媒體報道的數量，以及每個報道傾向於推動的輿論方向。

可是，像許多研究已表明的那樣，即使是簡單報道的數量也足以表明精英話語與公共輿論之間的緊密關系（Erbring，Goldenberg and Miller，1980；MacKuen，1984；Page，Shapiro and Dempsey，1987；Fan，1988；Page and Shapiro，in press；Brody，1991）。並且，讀者將會看到，它們對實現本書的目的也同樣已經足夠。

通過舉例證明的方法，讓我來簡要地描述一下有關美國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早期的國防開支議題的新聞報道的變化，及其在公共輿論上產生的相關的變化。

《新聞周刊》（Newsweek）在1980年10月27日一期的封面的頭條是“美國足夠強大嗎？”，裏面的報道是這樣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