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猛然被問到對於國防開支的觀點的時候，他們必須在一兩秒內把這些考慮，和其他各種想法放在一起，形成對國防開支的“調查回答”。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充分仔細地考慮所有有關的想法。

而且，如果他們前一天夜裏剛看到，國防挪用經費的大醜聞的新聞節目，他們就會根據這個節目來回答問題。但是，如果問卷調查中前面的問題，有提醒到關於蘇聯進攻或威脅的話語，他們大概會回答應該保持高的國防開支。

並且如果在後來的某個時段的追蹤調查裏，問題的次序發生了改變，或者他們在前一天夜裏看了不同的電視節目，大概他們“頭頂上”的觀點也不同了，因此就會對問卷調查做出不同的回答。

該模型的一個重要的特征是，那些政治意識水平越高的人，對他們內化的“信息”越具有選擇性—他們更可能拒絕與他們的價值觀不一致的觀點。作為這種選擇性的結果，他們內化的觀點相互之間變得更加一致，並且與他們的價值觀也更為一致。對封閉式調查問題的回答，通過表現出相互之間的隨時間推移的更大的穩定性和，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對封閉式調查問卷的回答反映了這一點。

問題-回答模型的背景

盡管問題—回答取向所提出的建議，在公共輿論領域依然是新奇的，但是在某些心理學圈子裏，這一取向幾乎獲得了正統的地位。因此，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這一正在出現的建立正統基礎的某些研究。

這一研究的其中一條路線，是由數學心理學家們做的，他們聚焦於問題解決，認為頭腦是一個充斥著多種解釋性構件的箱子。面對某個問題的一組“刺激元素”（初始的感知印象），個人會隨機地搜索他們的頭腦，以便找到能夠使他們理解刺激的構件（Atkinson，Bower and Crothers，1965）。

一經選定，解釋性構件就決定了該人對刺激的理解，並因此也決定了對它的反應。因此，一個人的判斷，非常直接地取決於在問題解決的實踐中的關鍵點上那些頭腦中最易獲得的觀念。

另一個研究傳統在社會心理學家那裏較普遍，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社會認知，聚集於頭腦中觀念的組織。這種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圖式”—一個來自認知心理學的術語。圖式是圍繞著一個核心價值觀，或者觀念組織以前的信息和經驗的認知結構，它用來指導對新信息和經驗的解釋。

關於圖式的一個關鍵點是，人們通常有幾種理解給定現象的圖式。比如，當一個人被介紹給一個“40歲的教授”時，他的反應會非常不同於當他被介紹給一個“40歲，但有了個孩子的媽媽”時的反應。也即頭腦裏會出現不同的聯系，會注意到人的不同品質，從他們的行為方式得出不同的結論，等等。簡而言之，感知者對該人的態度會不同。因此，泰瑟爾(Tesser，1978)在很好地抓住了本模型的核心特征的論述裏寫道：

特定時間點的態度是建構過程的結果……並且，對某一對象沒有一個單一態度，而是有許多的態度，這依賴於在思考這個對象時可資利用的圖式的數目。

人們對一個對象沒有一個單一的感受或者評鑒。感受的不同取決於我們所“調動的”特定的認知圖式。（pp**297**298，307）

這些研究的關鍵觀點是，個人對一個議題，通常不是“僅有一個意見”（just one opinion），而是有多個潛在的意見。那麽邏輯上，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面對這一情況，人們是如何做決定的。

這是個非常複雜的議題，涉及對不斷進來的信息的編碼、對信息的感知或者解釋、記憶搜索的效率、激勵的程度等等。因此，試圖抓住這些不同的議題的心理學家們，提出了駭人的複雜模型（比如，Wyer and Srull，1989）。

但是，有一點似乎很明顯，在做決策的過程中，包括那些涉及政治事務的決策過程，個人很少會花時間對所有可能的想法都仔細考慮。生命太短暫，人的頭腦太不可靠。他們似乎是根據記憶裏最易提取的任何觀念，從“頭頂上”提取出決策的。

所以，正如泰勒和菲斯克（taylor and Fiske,1978）注意到的，許多的研究表明，引入或者強調信息的單一部分—諸如特定的某個人是婦女或者律師這一事實—可以很大地影響隨後的意見陳述。


回顧了各種證據，在一個當時很新奇的論述裏，泰勒和菲斯克堅持認為：

（許多人做社會性判斷是通過利用）一個單一的、充分的和凸顯的解釋……常常是出現的第一個滿意的那個……而不是邏輯地利用基線率或者一致的信息。人們更經常地受個案歷史證據的某個單一的生動的部分影響……而不去審查關於某個特定議題的所有的證據，並常常利用他們最易獲取的或者最凸顯的信息，也即最容易在頭腦裏出現的信息。（p**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