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轉變的一個明顯的解釋就是，許多人在兩次訪談中間經歷了真正的觀點變化。可是，證據並不支持這一解釋。當在不同的三次場合下問同一個受訪者同樣的問題時，我們通常可以從第一次的訪談或者第二次訪談來較好地預測第三次的觀點。也就是說，第一次和第二次訪談之間觀點的變化不可能被認為是系統的觀點變化。31所以，一般接受的結論是，表2-1裏展示的這種回答的不穩定性主要代表的是某種隨機誤差。但是，是哪種隨機誤差，以及誤差又有多大呢？

在其著名的《大眾信念系統的本質》這篇論文中，康弗斯（Converse,1964）認為，觀點的不穩定性主要是由於雖然受訪者對給定議題缺乏強烈的感受，但是仍然通過在面對的回答選項之間所能做出的最好的禮貌的選擇--但是常常以實質上隨機的方式選擇--來讓訪談者滿意。他提出：“大部分選民完全沒有有意義的信念，甚至在那些精英們很長時間裏強烈的政治爭議基礎的形成問題上，也是如此。”（p**245）

這一結論受到學者們的強烈挑戰。他們堅持認為，雖然人們的“回答”有很大的波動，但民眾們有根本的“真正態度”並且還超級穩定（Achen，1975，1983；Dean and Moran，1977；Erikson，1979；Judd and Milburn，1980；Judd，Milburn and Krosnick，1981；Feldman，1989；Zaller，1990；一個例外是Krosnick，1988；一般評述請參見Kinder and Sears，1985；Smith，1984）。他們把人們的公開意見陳述上的波動歸因於“測量誤差”，而且認為這種誤差來自調查問題用不可避免的模糊語言描繪人們預先存在的觀點的內在困難。

測量誤差理論有一個尤為引人註意的暗示。如果一個人相信，態度變量的測量有很大的隨機誤差，接下來，它們與其他變量的相關性將會被人為地削弱。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就有正當的理由把這些壓制的相關通過標準的心理測量技術再伸展出來。因此，事實上表現出隨時間推移的高度不穩定性，並且與其他變量低相關的態度變量，可以通過校正程序，使其呈現出幾乎完全的穩定和與其他變量高度相關。用這種方法，就會使回答的不穩定性問題不僅無害，而且消失無形了。

在回答的不穩定性方面，不管是康弗斯的取向，還是測量誤差理論，都顯現出了缺陷。康弗斯的理論把任何不穩定性都視為“非態度”的表現，這是一個極端的論斷，目的是僅在一定高度抽象的議題上賦予輿論以特征。在更為一般的議題上，康弗斯和馬爾庫斯（Converse and Markus,1979）認為，民眾輿論會或多或少“晶體化”，其結果是，輿論或多或少是穩定的。但是，這僅僅提出了一個問題：結晶體到底是由什麽構成的呢？這還沒有人說過，輿論的晶體化依然只是個比喻，而不是可檢驗的輿論穩定性理論（Krosnick and Schuman，1988）。

關於回答不穩定性的“測量誤差”理論似乎同樣沒有對其理論核心進行具體說明。正如所有的估計都認同的，當測量“誤差”常態下構成輿論指標差異的1/2到3/4的時候，人們自然要問，這些隨機性的“誤差”是由什麽構成的，以及是如何造成的。32然而，研究者們顯然對此問題不感興趣。在大量的案例中，分析家對其數據作了統計校正，然後快速地轉向他們的研究主要關心的東西。其結果是，“測量誤差”更接近於對“無解釋的差異”的委婉說法，而不是理解較好的現象（究竟怎樣，參見Schuman and Presser，1981；Krosnick and Berent，1992）。

大眾輿論報告的問題：“回答效應”

傳統輿論視角的第二個令人困窘的地方是，發現人們的觀點報告上有非常大的非隨機性或者“系統誤差”。許多受訪者對於訪談場景、替代性回答的順序以及問題的完全非實質性的小小的改變都會有反應。訪談過程的這些似乎關系不大的地方的系統影響就是我們所謂的“回答效應”（response effects）。

讓我們看一個廣為人知的實驗--1970年代關於美國人對蘇聯記者的輿論。在一個折半樣本裏，37%的受訪者允許蘇聯記者在美國。然而，當另一半樣本的受訪者被問到是否允許美國記者在蘇聯時（最受讚成的），同意允許的比例幾乎翻倍，達到73%。正如舒曼和普雷瑟（Schuman and Presser，1981)建議的，對這種巨大差異的解釋是，當只問人們關於蘇聯記者的條目的時候，他們的回答是以“反蘇”輿論為基礎的；然而，當問此問題之前，先問一個關於美國記者在蘇聯工作的問題的時候：

互惠性規則馬上就凸顯出來了，並且大量受訪者感到應該提供與前面的回答一致的回答……事情的關鍵似乎是，記者問題有兩個意思：一個涉及對對象物的態度，另一個涉及對規則的態度。（p**28）

這裏要註意的是，這一解釋暗含著放棄了認為個人對蘇聯記者的權利有一個單一的固定的觀點的見解，而是假定個人至少有兩個考慮事項：一個與蘇聯有關；另一個與公平遊戲規則有關。對問題的回答，就看問卷讓哪個考慮事項凸顯出來。

有許多這類的發現：在剛剛被問了幾個難以搞懂的問題後，人們不大可能再把他們自己描述成對政治感興趣的人（Bishop et al 1984）；人們對墮胎的態度就受到該條目之前的各類條目的影響（比如，關於宗教或者婦女的權利）（Tourangeau and Rasinski，1988；Tourangeau et al 1989）；33人們對開放性問題與提供選項的問題的回答是十分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