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媒體影響微小的理論，失去了其學術根據，那麽，精英通過利用媒體操縱公共輿論的潛力的研究，就招人喜愛了。所以在這個結論部分，我就轉向這個議題。我的討論將很大程度上，根據我前面的實證分析的分類來安排結構。

界定精英主導

初看起來，本書的論證在精英主導公共輿論上並不令人鼓舞。很多民眾對公共事務太不關心，以至於他們不能批判性地回應他們所接觸的政治傳播；相反，他們會受到任何試圖達到最高強度的信息流的沖擊。那些高度關注公共事務的少數民眾也幾乎沒有更大的批判性：他們主要基於精英訊息所傳達的黨派理念，和意識形態對新議題進行回應。

如果很多民眾主要是非批判性地回應大眾傳媒所傳達的政治傳播，並且如果另外一些人中的大多數根據黨派線索機械地做出回應，那麽我們怎麽能夠否認精英實質上在主導著公共輿論呢？

這完全取決於如何界定精英主導。如果把它定義為任何大眾在精英提供的“信息”和領導線索的方向上改變觀點的情況，那麽確實沒有什麽可多說的。不僅這個研究，其他一些研究也都提供了這種精英主導的豐富的證據（Iyengar and Kinder，1987；Page，Shapiro and Dempsey，1987；Fan，1988）。

但是不能如此草草地下結論。大眾當然會對精英提供的信息和領導線索做出回應。但是，在事件很模糊的情況下，或者用李普曼（Lippmann, 1922, 1946: p**21）的話說，在“夠不到、看不到、想不到”的世界裏，情形又會如何呢？

認識到了公共輿論不可避免地依賴於精英話語之後，佩奇和夏皮羅（Page and Shapiro，in press）提出了“傳達給公眾的信息和闡釋的質量”問題。他們接著說：

一方面，如果公眾接收的是有用的闡釋和正確而有幫助的信息--如果民眾充分了解了這些信息和闡釋，就能夠幫助在信息完全下做出政策選擇--那麽政策偏好可以被認為是“可信的”。……通過提供正確和有幫助的信息而影響公共輿論的個人或組織就被認為是在教育公眾。

另一方面，如果公眾接觸到了錯誤的闡釋或者錯誤的、有誤導的或者有偏見的信息，人們就會做出錯誤的評價，並支持那些有害於他們的利益和價值觀的政策。這種錯誤評價的一個極端結果就是一些理論家所說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或“霸權”……

那些通過提供錯誤的、有偏見的或選擇性的信息而影響公共輿論的人就被認為是在誤導公眾。如果他們通過欺騙、說謊、欺詐或隱瞞有意識地和刻意地這樣做，他們就在操縱公共輿論。（ch**9；強調為原文所有）

佩奇和夏皮羅也承認，這種提出問題的方式有個難題：這種方式要求擁有關於哪些闡釋和信息是正確的獨立的知識（或假設），但是這種獨立的知識卻很難得到。然而，即使如此，佩奇和夏皮羅也力圖找出精英操縱的例子。比如他們寫道：

（里根總統）在很多外交政策事務上，誤導或操縱了公共輿論。他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說它的領導人為其目的，不惜“說謊、欺騙、偷竊”，誇張地控告蘇聯已經違背了SALT軍備控制協議，而且他把美國描述為軍備控制的維護者，但他事實上卻抵制協議的達成。（ch**9）

雖然我不想為裏根政府在這些事務上的政策和修辭使用做辯護，但是我也不願意把他們作為操縱公共輿論的案例。在我看來，假設自己的判斷是超越黨派的，並以此對精英和大眾的關系進行評價是錯誤的。

但我認為，佩奇和夏皮羅“信息和闡釋能夠幫助在信息完全下做出政策選擇”的觀點在概念上來說是有用的。首先，如果“信息完全下”的判斷是指所有可獲得的信息而不是所有可能的信息，那麽它不一定總是正確的判斷。人們可以在可獲得的信息的基礎上做出最好的決定，但是仍然可能是錯誤的。而且，像經驗通常所顯示的，信息完全的人可能也不相互讚同。基於這兩點，對立的群體可能會相互極為不讚同，而且任何一方都不能指責另一方在力圖操縱（我的說法是主導）公共輿論。

有鑒於此，313我把精英主導定義為這樣一種情景，即精英引導民眾持有了那種如果有了更好的信息和分析他們就不會持有的觀點。這個概念仍然有問題，因為這取決於評價如果信息完全民眾會相信什麽。但是，我相信，像下面這個寓言所說的，這不是一個不能跨越的難題。

紫土地的寓言

曾經有一個國家裏，住著兩種人：藍種人和紅種人。藍種人和紅種人有很多相同的價值觀，但是他們對公共政策的評價不同。藍種人喜歡小的、圓形的和色彩濃深的政策；而紅種人喜歡高的、矩形的和色彩淺淡的政策。

無論是否和他們不同的物質利益相關，由於意識形態上的不同，紅種人和藍種人政治上一直是分歧的。但是雙方都看重理由和證據，因此都委托專家給他們提供建議。當然，藍種人雇用藍種人做專家，而紅種人雇用紅種人做專家。

他們讓專家顧問立論、討論和辯論，以找到政策兩難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法（如果可能的話）。為了鼓勵專家對政策兩難問題找出最好的答案，他們還為那些能夠說服其他專家的人設立了昂貴的獎賞，包括地位、研究經費，某些情況下，還包括公共讚譽。

像所有的自由國家一樣，紫土地上還有領導公共事務的職業政治家和政治活動家。但是紫土地上的政治家和活動家都是實用主義的和以人為本的（people oriented），很少有他們自己的觀點。相反，他們向同種的專家尋求思想，而且當專家群體一致提出新思想的時候，他們也不問很多困難的問題。他們主要關心的是民眾能否接受這些思想、在黨派辯論中能否有力地呈現這些思想，以及其他有效推銷的問題。因此，政治家們很少超越專家的話語。

紅種民眾和藍種民眾，對政治都不特別感興趣。他們寧願把時間花在工作、家庭和他們的國家性娛樂活動（棒球運動）上。因此他們並不自找麻煩地仔細關注政治辯論；他們寧願委托傳播學專家，為他們提供一般性的和易於理解的信息。

民眾如此不關心政治，以至於很少人關心，是哪個專家或政治家支持哪種政策。但是那些確實留意的人，會機械性地采納傳播專家報道的，他們自己的精英的觀點。其他的人只有那些暫時出現在他們“頭頂上”的觀點，而且也不在意他們所說的。民眾從來不進行獨立思考，所有的人只是從精英提供的選項中進行選擇。

如果精英主導是指精英使得公眾持有了信息完全的情況下不可能持有的態度，那麽可以說紫土地上的民眾完全避免了精英主導。雖然在視角上不同，但當藍專家和紅專家達成一致，並使政治家和民眾都與他們一致的時候，民眾會確信，即使他們畢生致力於研究這些政策難題，他們也不會得出與專家有多大不同的結論。

專家群體與普通社區中的人具有同樣的價值觀，而且他們是在分析了所有可獲得的信息之後做出結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