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和平時期很少為戰爭的討論困擾，多關註的是國家付擔不起的問題。陸軍參謀長愛德華·C·邁耶（Edward Ceyer）將軍公開抱怨他帶管的是“中空的部隊”--人員配備不足、訓練不夠以及資金短缺。空軍參謀長盧·阿倫（Lew Allen）將軍警告道，他的飛機缺少在任何持續的戰鬥中指揮空戰的必要的備用部件。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托馬斯·B·黑瓦德（Thomas Bayward）抗議道，他有三大海的任務而只有一個半海的海軍。並且1960年總統競選運動的導彈力量差距產生的恐慌，第一次讓人感到美國國防下滑得如此之糟以至於國家好像沒有能力保護其海外利益，或者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了。

在該雜志描述吉米15·卡特和羅納德·裏根總統（裏根是卡特在秋季競選中的共和黨對手）對情況不適當的反應之後，報道繼續寫道：

毫無疑問，美國的國防姿態不是其能有的或者應該有的。大量軍隊裝備已經老化到了過時的程度--甚至關鍵的“民兵”洲際彈道導彈和B**52轟炸機為了保持競爭力，都需要持續的和昂貴的維修。火箭發射成本破壞了其服務能力和他們的培訓努力。低度支付、船員的海上任務和士兵與空軍海外戰線的拉長，造成了大量有經驗的士官的流失，可他們是戰鬥力的核心。所有這些難題都引起了對於美國軍隊應付危機和執行戰鬥能力的合理的懷疑。

這類報道在1970年代後期和1980年代早期不是不正常。據我計算，在1980年競選之前的24個月裏，《新聞周刊》刊登了57個或多或少都直接和國防開支有關的報道，其中的46個全心地或者主導性地支持更多的國防開支。

然而，支持開支的姿態並不是《新聞周刊》報道國防議題的一貫特征。隨著新的裏根政府開始增加國防開支，對該議題的精英討論--最明顯的是以眾議院議員反對的形式，認為國防開支在擠壓社會開支--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並且在這個變化中，《新聞周刊》的報道表現出與此前極為不同的特征。此時，該雜志充滿了關於數百萬美元超支、600美元的空軍螺絲刀以及其他顯示五角大樓管理不善的信息的報道。這樣，軍隊在公眾中的形象不再是破舊衰退的，而是臃腫浪費的。因此，在1980年選舉之後的24個月裏，有60個關於國防開支的報道，其中40個顯示出反對國防開支的姿態。所以，在一個短短的時間裏，報道從以4∶1支持更多的國防開支變化到以2∶1支持縮減開支。

關於國防開支的公共輿論隨著媒體報道的上述轉移而變化。到越戰結束的時候，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認為應該縮減國防開支。到1975年後期，只有大約10%的人認為國防上花的錢太少了。但是，作為對上面描述的支持國防的穩定潮流的反應，1970年代後期，對國防開支的支持率又開始穩定地上升，以至於到1981年的早期，大多數美國人又感到國防開支“太少了”。於是，新聞媒體開始報道大量的反對國防開支的信息，在一年的時間裏，增加國防開支的支持率下降了超過30個百分點，進而使公共輿論傾向於反對增加國防開支。與精英話語攜載的信息的明顯轉變相聯系的公共輿論的這種變化，是本書分析的核心，尤其是在本書的後半部分。

這一部分已經表明了精英話語為什麽以及如何16影響公共輿論的觀點。下一部分將更多地考慮公眾中哪些成員對精英影響最為敏感，或最容易受其影響。

公眾對精英話語的關注

雖然用唐斯（Downs，1957）貼切的用語來說，多數美國人在理性上都是無視政治的，但是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公眾中有少數但很重要的人非常關註政治，並精於此道。這些人能夠一見面就認出美國重要的參議員，能夠準確地描述出每天主要的新聞報道，並追蹤在華盛頓及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首都發生的主要事件。因此，他們大量地接觸了關於政治的精英話語。

任何企圖度量這些高度熟諳政治的少數人的絕對規模的嘗試本質上都是主觀臆斷的（不過仍可參見Bennett，1989；Smith，1989；Delli Carpini and Keeter，in press）。然而，顯示規模的一個標志是，當一個NES調查的受訪者被要求盡可能多地說出他們記住的美國高等法院成員的時候，大約1**9%的公眾能夠說出其成員的半數，能做到這樣的人員中是不成比例的律師或者教育工作者。在1966年NES調查的1 500名受訪者中，沒有人能夠說出所有的9名法官。研究顯示，美國人中幾乎沒有非常熟悉政府運作的。（可以做個對比，推測成人中能夠說出五名或者以上他們本市的主要聯盟棒球隊球員的百分數是很有趣的；幾乎可以肯定，數字超過1**9%。）

在關注譜系的另一端是個龐大的人群，他們幾乎沒有關於政治的當下信息。比如，1986年後期，當喬治·布什作為美國副總統在通往第二任的半路時，24%的一般公眾要麽識別不出他的名字，要麽不能說出他任何職。1986年NES調查。這些人對民意測驗員通常讓他們表達觀點的替代政策僅僅有極為模糊的看法，他們的這些看法也常常較少受到精英話語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