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國會選舉文獻中廣為研究的議題之一，是眾議院中的現任人員在連任競選中享有的優勢。在過去的30年裏，平均獲勝差額急劇增長，19結果是多數眾議院席位留給了現任者。眾議院議員們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能夠建立一個不管黨派考慮的忠於他們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因此，有時候，一個席位會留給某個特定現任者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是當現任者退休的時候，該席位迅速變成反對黨中某人的留用席位。這一發展給眾議院一個獨立的立場，這在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者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似乎嚴重影響了美國國會的績效（Cain，Ferejohn and Fiorina，1987；Jacobson，1991）。

然而，“個人選票”興起的原因依然有些不清楚。不到半數有資格的選民能夠回憶起他們的國會眾議員的名字，並且這一數字在現任者變成了留任者（safer）期間也沒有發生變化。盡管多數人不能記起(recall)他們現任者的名字，可是80%的人可以認出(recognize)他們。這一發現成了一個主張的基礎，即在投票站，當投票人只是被要求認出而不是記起誰在做他們的國會眾議員的時候，現任者的許多優勢才會體現出來（Mann and Wolfinger，1980）。

因此，典型的國會選舉在低信息的環境中進行，只有極少數人知道現任者的名字以及可能某些他或者她的履歷；其他多數人，僅在有些提示下，才能夠認出現任者的名字以及大概模糊地記起該人履歷或者背景的一兩個事實；還有一些人，對現任者一無所知。

政治意識的這些差別極大地影響了現任者在其選民中間開發“個人選票”的能力--然而，在這一課題的研究中，這卻被忽視了。這樣的後果是，個人選票的動力機制依然模糊不清。預習一下第10章裏更充分展開的論斷，對一般政治了解最多的那些人也是最多受到現任者自我推銷努力影響的人。然而，作為熟諳政治的人，他們也更有能力評估和批判性地細查他們所遇到的新信息。所以，最終意識水平高的人很少受到現任者的競選運動的影響。如果他們屬於同一黨派並與現任者擁有同樣的價值觀，他們就會支持現任者，而不論他或她的競選運動是否有聲有色。如果他們與現任者的價值觀不同，他們就不會支持他或者她，不管他如何努力地搞競選運動。同時，在意識譜系的低端，對政治幾乎不關註的人常常對國會政治知道一點點或者一無所知。因此，他們也相對不受現任者制造個人追隨者努力的影響。這樣就只有那些具有中等意識水平的人最容易受影響：他們付出足夠的註意力來受現任者的哄騙而且缺乏抵制的能力。

所以，人們有時會拋棄自己政黨的候選人轉而支持現任的其他政黨的國會議員，圖2-3從這一點上描述了人們做出這種選擇的可能性與人們的政治意識的關系。數據包括1978年競選的席位。20我們可以看到，黨外人士這裏所說的黨外人士（outparisans）是指現任者所在黨派之外的黨派人士，而非獨立的無黨派人士，相應地，書中所說的黨內人士是指與現任者所在黨派一致的黨派人士，而非一般意義上的黨派人士。下文同此。--譯者註轉而投票給現任者的比例在具有中等意識水平的人中明顯比處於極端水平的人中（不論是高還是低意識水平）高。圖2-3中的個案數目之所以小，有三個原因：第一，在非大選年國會選舉中的投票率相對較低，甚至在NES調查的受訪者中也如此；第二，數字僅包括那些並不擁有給定國會席位的黨派成員；第三，無競爭性和開放的席位角逐被排除了。

圖2-3黨外人士投票給眾議院現任者的情況。關於政治意識測量的描述，參見本書測量附錄。（此略）

資料來源：1978年NES調查。

注意，正如有些研究者所做的那樣，如果有人檢查這些數據中的線性關系，那麽他不會發現有趣的東西。意識有強大的影響，但是它與投票背叛的關系是非單調的。（說一個關系是非單調的，就是說變量之間的聯系是，在自變量的部分範圍內是單調遞增的，在另一部分則是單調遞減的，如圖2-3所示。）

國會選舉中適用的東西在其他許多領域也同樣適用：政治意識對公共輿論和投票行為的許多方面都有重要影響，但是這些影響常常是顯著非線性的。這使得人們很難對其進行探測和建模。

然而，非線性遠不是探測政治意識影響的僅有的困難。在剛剛討論的例子裏，我們關心的是單一政治競選運動的影響，也即國會現任者的競選運動的影響。很明顯，這是對選舉政治的高度簡化的解釋。在大多數的國會選舉中，有兩個主要的競選運動，每個都有某種影響到和動員同情人士的能力（雖然現任者幾乎總是有更大的能力）。

這一道理也適用於其他大眾遊說情景。公共輿論有時候是由整體一致且一邊倒的精英話語潮流形塑而成。但更經常的是，公共輿論是由多個典型的相互沖突的信息流形塑而成，某些信息流比其他的更強烈，21或者更容易掌握。理解精英話語對偏好形成的影響要求對在協調接觸環境中主要選舉運動信息中意識的影響進行建模，而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