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用語效應

一方面，因調查問題順序的變化而導致公共輿論超過10或者15個百分點的變化是不常見的，許多的變化較小，或者根本沒有變化。另一方面，調查問題的實質用語的變化對政治輿論會產生更大的影響，並且確實造成了更大的影響。然而，這些變化通常都沒有被考慮，既不為之焦慮，也對之沒有特別的興趣。感覺似乎是，對表述不同的問題就應該是得到不同的回答，因為它們或者改變了對問題的情感附載，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改變了問題本身。

但是，並不清楚這種以問題表述的變化而變化的理由。例如，人們已確認，在政策問題上增加對著名政治家的支持--就如在“你是讚成還是反對x總統的……政策？”--可能會改變公眾對該問題的回答，這依賴於x總統的聲望。但是，正如傳統的輿論模型所假定的，如果民眾具有潛在的“真實態度”，那麽這種“支持效應”就不會發生。而事實上它們發生了，這表明許多受訪者在接受訪談的時候編造了他們的觀點--或者至少改動了他們的觀點。

來看看另一種問題用語效應。在對朝鮮戰爭的研究中，繆勒(Mueller,1973)發現，如果在反戰選項中要求人們承認他們的國家在介入戰爭上犯了錯誤，那麽他們更可能表達對戰爭的支持。類似地，如果戰爭被描述為是阻止共產主義所必需的，對戰爭的支持則會一如既往地高出15~20個百分點。如果兩個因素都發揮作用，那麽，它們一起發揮的對輿論的作用是值得考慮的。因此，在1953年秋季的一次民意測驗中，僅僅38%的公眾說“打朝鮮戰爭是值得的”；但是在幾乎同一時間的另一個調查中，64%的人說美國“出兵阻止共產主義的入侵的事情做對了”在20世紀50年代，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一般美國民眾對共產主義還是比較抵制的。--譯者註。正如繆勒（Mueller，1973：p**46**48）評論的：

這些數據表明了某些相互沖突的觀察結果。一方面，對戰爭的支持明顯地與美國當時的反共產主義政策有關系。為了造成某種戰爭狂熱，一個人只需要拋出這樣的話--“共產主義入侵”。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心態要素並沒有完整地融進對戰爭的回答之中，因為在美國人的反共產主義心態被充分地調動起來之前，必須提醒他們……

所以，我們再次發現，問卷調查的受訪者，很大一部分似乎是在訪談中形成自己的觀點的，而且這些觀點形成的根據是被提問的問題所凸顯出來的觀念，而不是所謂的既有“真實態度”。

反駁這一結論的觀點--34涉及的不同問題應該被預期有不同的回答，即使人們確實有既有觀點--對我來說似乎是不可信的。人們所談的議題--美國對朝鮮戰爭的合適反應--是同樣的，不論調查問題是否使用關鍵語--“共產主義入侵”。因此，任何對戰爭有固定觀點的人應該會表達出他們的觀點，不論是否提到共產主義。

關於問題用語的變化可以改變人們的回答--甚至在議題保持完全一樣的情形下--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可以從特沃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 and Kahneman，1982）的關於罕見的亞裔疾病的案例中找到。這兩位心理學家對某個大學生樣本設計了下列問題：

如果方案A被采用了，200人將會獲救。

如果方案B被采用了，1/3的概率600人將會獲救，同時，2/3的概率無人獲救。

你會支持兩個方案中的哪一個？

這個問題要求受訪者在預期損失存在的前提下，在一個有固定的損失的方案和一個冒險的方案之間做出選擇。在這個例子中，72%的人選擇了固定損失，也就是通過方案A使200人獲救。然而，當另一個具有可比性的樣本受訪者被詢問了同樣的兩難問題，但是以不同的用語敘述時，結果竟極為不同。在第二個樣本中，調查問題是這樣描述的：

如果方案C被采用了，400人將會死掉。

如果方案D被采用了，1/3的概率無人會死掉，同時，2/3的概率600人將會死掉。

在這個情境下，僅有22%的人選擇了400人生命的固定損失--降低了50個百分點。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得出的結論和從前面的例子中得出的一樣，就是對提問問題的敘述用語的不同會決定人們如何思考，並因此決定了對問題的回答，甚至在被選用語表達的意思完全一樣的時候（就像在這裏一樣），也是如此。

需要一個問卷調查回答的模型

再重申一下，有兩個證據不利於傳統觀點--對問卷調查問題的回答所揭示出來的是個人的既有態度。第一個是被普遍且一再地發現的證據，即在典型的問題條目中的變異的50%~75%是“隨機誤差”--在量上太大以至於不能心安理得地歸為用語模糊的問題。第二個證據是大量的來自問題次序和問題敘述用語影響的“系統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