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發現不僅僅激發了對方法論的好奇，35而且極大地決定了傳統觀點，即問卷調查是對“公眾真正認為的東西”的被動測量。更不妙的是，它們造成了恐慌，因為輿論研究者測量的東西大部分要麽是隨機的，要麽是系統的“噪音”。

在過去的15年裏，問卷調查方法論研究者和社會心理學家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並且尋求解決之道。他們試圖放棄傳統觀點--人們有固定的觀點，這些觀點就是問卷調查裏揭示出來的。他們開始集中於“問題-回答過程”（question answering process），借此在對他們面對特定刺激的反應過程中，構造自己的觀點報告。

在這類研究的一個例子中，威爾遜和霍奇斯（Wilson and Hodges，1991)把態度的傳統觀點描述為本質上是態度的“文檔抽屜”（file drawer）模型：

當人們被問到他們是如何感知事物的時候，比如已合法化的墮胎、他們的哈利叔叔或者比薩餅上的鳳尾魚，假定他們要找一個包含他們的鑒定的心理文檔。他們尋找標有“墮胎”、“哈利叔叔”或者“鳳尾魚”的文檔，並且報告文檔裏的鑒定。

但是威爾遜和霍奇斯(Wilson and Hodges,1991)否定了這一模型的一般有效性：“人們常常構造他們的態度，而不是僅僅報告心理文檔裏的內容。”他們的態度報告是建立在這些觀念基礎上的，即一個大的但內在沖突的“數據庫”，這樣，在給定時間的報告中的態度就是“臨時的構造”，並且這一構造依賴於該人構造過程的特性。

在研究者中間不只是威爾遜和霍奇斯懷有這種過激的看法。圖瑞恩和拉辛斯基（Tourangeau and Rasinski，1988）也拋棄了政治態度的傳統觀點，並提出以人們構造態度觀點陳述的“問題-回答”過程的一般模型來取代之。（後面我將進一步涉及這個模型。）其他人也做了類似的工作，雖然步子更小，比如舒曼和普雷瑟（Schuman and Presser,1981）、畢曉普等（Bishop et al**,1984)、艾揚格和金德（Iyengar and Kinder，1987)、巴特斯（Bartels，1988)、金德和桑德斯（Kinder and Sanders，1990)，以及波普金（Popkin，1991)。

可惜的是，大多數關於新的“問題-回答模型”的研究都傾向集中於回答效應，而對於隨機的回答不穩定性，或者人們在對來自政治環境裏的信息作出反應形成觀點的更長的過程，則不置一詞。所以，需要做的是，給出一個更寬泛的問題-回答模型。

這就是我在本書裏所要提出的。和相當多的問卷調查方法論研究者和心理學家們一樣，我也拋棄了傳統的觀點--民眾對民意測驗人員問到的每個問題通常都有“真正的態度”，繼而提出個人在應對他們面對的特定刺激時如何構建觀點報告的模型。這一模型把對人們如何獲取政治信息的解釋--如本章第一部分裏所描述的--和他們如何利用信息形成對通常的問卷調查條目回答的解釋融合在一個理論裏。36這一模型與大眾問卷調查回答的難以預測的變化--如本章所列舉的--是一致的。實際上，這一模型也試圖對這些難以預測的變化提出解釋。

這一論斷是我在1984年的會議論文（Zaller，1984b）裏首次提出的，它可以粗略地概述為：人們不斷地接觸政治新聞和信息流，它們中的大部分相互作用，從而把公共輿論推向某個方向。但是，由於這個國家對政治的關註度通常較低，多數人在多數議題上對他們內在化的觀點相對地不具有批判性。其結果是，他們頭腦裏充滿了僅僅部分一致的觀點、主張和考慮事項。當被問到問卷調查問題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到頭腦的記憶系統裏搜尋最容易獲取的觀點，並利用這些觀點在提供給他們的回答選項裏做出選擇。但是他們是倉促做出這些選擇的--通常是基於“頭頂上”這一實用的描述要歸功於泰勒和菲斯克（Taylor and Fiske，1978），它在本書裏還將多次出現。的一個或者兩個考慮事項來作出的。

因此，這個模型的基本主張是，問卷調查回答是最易獲取的“考慮事項”的函數，精英話語裏的信息流決定了哪些考慮事項會凸顯出來。在這一觀點下，回答不穩定性的原因是，不同的考慮事項會在不同的時間凸顯出來，引起人們在不同時間裏對重覆進行的問卷調查的回答的不同。在提問次序和問題敘述用語上的變化會造成對人們最凸顯的考慮事項的系統變化，並因此帶來了他們問卷調查回答中的系統變化。

我們可以通過典型的民眾是如何回答關於冷戰期間美國國防開支的適當程度的這一例子來證明這一模型的運行機制。即使沒有碰到問卷調查，多數人對此議題也聽得相當多了。他們大概對五角大樓的浪費和管理不善的報告感到不安，但是他們也可能會對蘇聯的威脅和美國的遏制能力感到焦慮--這都沒有考慮甚至認識到在這競爭性的兩者之間作出取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