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小企業對投資對象國投資環境不熟悉的現狀造成較大投資風險的問題，相關部門需要加強對上述相關問題的研究，包括：

1. 投資對象國的投資規則、政策、文化和法律法規等問題的前期研究。中小企業走出去首先需要尊重國際投資遊戲規則，要注重人文、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如在一些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北歐等成熟市場，社會理念早已超越“金錢萬能”，中國投資者需要沈下心來研究當地的投資規則和文化背景，用多贏的心態對待投資目標國民眾和社區。企業需要了解投資規則和東道國民眾心理傾向，以避免一些為投資東道國民眾所不適應的宣傳口號。同時，要進行國別法律研究，對政治法律有什麽風險提前做好準備，特別是國際稅務安排是必不可少的考量因素。全面稅務籌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合理規避。同時要加強國際仲裁規則的研究，適應新的國際投資環境變化。

2.…

“一帶一路”戰略作為國家戰略，既需要國家的重視，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參與和引導，更離不開廣大中小企業的積極參與與跟進，作為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重要節點城市和地區，上海理應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更加積極和主動作用，正如1月24日楊雄市長在上海市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報告中提出的，“在推動開放型經濟的發展中，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經貿合作和支持企業‘走出去’成為重要動力”，這是2016年上海著力要做的第一項工作。為此，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需要圍繞“一帶一路”的建設，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上，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完善組織構架，發揮聯動效應…

三、後一階段——“凱恩斯模式”

如前所述，在前一段的“亞當斯密模式”下，從1978年到1993年，國家財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從最初的40％不斷下降。這一政府收縮，民間擴張的走向從1993年起逐漸停滯並最終轉到了相反的方向，即突出政府干預的“凱恩斯模式”。



90年代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壓力日增和中央財政的捉襟見肘，在1993年，政府出臺了財稅體制改革，改變了以往財稅分配中地方政府占大頭，中央政府占小頭的格局，從此大多數財稅收入歸中央政府所有，中央可支配的經濟資源大大增加，獲得了足以影響全國經濟的物質基礎。…

【編者按】本文是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教授在柏林訪學期間，應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邀請，為留德學人所做講座的文字整理稿。講座於2015年11月15日在柏林洪堡大學舉行。本文由柏林華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會根據講座記錄整理，並授權愛思想網發布，轉載須取得授權。

一、什麽是“中國模式”？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中國經濟因為長期高增速而格外引人注目。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為了應對金融風暴的沖擊，中國政府於2008年啟動了“四萬億計劃”。在這項計劃的刺激下，中國在全世界的普遍經濟衰退中“風景這邊獨好”，並且起到了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作用。在西方觀察者眼中，這種有別於印度自由經濟模式，又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中國模式”創造了不可思議的成績。…

中國的成功讓世界感到驚嘆，也引發了世界范圍內對“中國奇跡”發生原因的強烈關注與深入探討。

也大概是從2009年下半年以來，有學者開始把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整套做法稱為“中國模式”。其實幾年前美國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其撰寫的一份關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策研究的報告中，就提出了“北京共識”這一概念，但當時中國尚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關注度，而且“北京共識”顯然是套用了“華盛頓共識”的提法，缺乏新鮮感，所以，“北京共識”沒有掀起波瀾。眼下卻不一樣了，“中國模式”一經濫觴便成潮流，從此至少在學術界成了一個出現頻率非常高的概念。…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山崩地裂，世界社會主義大廈轟然倒塌。塵埃落定之後再看，在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的發源地歐洲，社會主義已經蹤跡難尋；而整個世界，社會主義也僅剩下中國、朝鮮、越南、古巴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

 【摘要】只有開放的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在中國，政治開放性是通過一種“內部多元主義”的機制設置來實現的，當社會上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時，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吸納它們進入政治過程。

中國如何影響了世界的民主進程…

“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在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中國為了應對全球化挑戰，既取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也付出了相當代價。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深刻的教訓，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不僅對於中國自己在未來的發展，而且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戰、利用自身優勢實現國家現代化，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中國模式”備受全球關注 

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發展模式，決不只有成功經驗，也必然有其深刻教訓。根據這樣的思路，我認為，作為以相當的代價換來的教訓，“中國模式”的以下戰略選擇也同樣值得高度重視，在未來發展中甚至會變得日益重要。…

——從現代性全球化與本土社會轉型的關系進行分析

我們意識到，我們時代的社會實踐發生了結構性巨變。在系列論文（一）《社會實踐結構性巨變的若干新趨勢》（鄭杭生、楊敏，2006）一文中，我們分析了社會生產的信息化、符碼化、數字化和網絡化的影響，“去集體化”和“去組織化”的繼續，勞動與資本傳統關系的變化，有形勞動社會地位的改變，以及經濟活動與社會安全、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不平衡、多種因素的復合效應，等等。但這些僅只是社會實踐結構性的變化中的一些較為明顯的趨勢。…

美國代表的西方模式被自身打敗

過去數千年來，人類經過艱難摸索才形成了當前西方這套民主政治、市場經濟模式，逐漸達到現在這種發達和富裕程度。坦率地說，人類發展到這一步相當不易，西方在很長時期內給世界樹立了標桿。但問題是，現在西方開始後勁不足，其能量基本快要釋放殆盡，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所謂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從17世紀開始萌芽，經過18世紀和19世紀的茁壯成長，最終在20世紀成型。這種民主制度與當時人類所能擁有的先進工具或技術相對應。以法國大革命為例，當時第三等級和資產階級聯起手來對抗王權，其力量與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獲得的工具相一致，即政黨制和報紙。它們用這兩種方式組織和動員社會力量，最後成功並選擇了民主制度。…

“北京共識”這個說法是雷墨先生講的，按中國的標準雷墨還很年輕，他以前為《時代》雜志做編輯，在北京住了幾年下來，越來越覺得拿西方現有的關於中國的“筐筐”（STEROTYPES）來看中國當下的發展有問題，甚至有偏見，說不清楚，於是提出這麼個新的說法，以區別於“華盛頓共識”。很多人會說，哪有什麼北京共識啊？我們不是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嗎？

的確，我們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爭論，很多問題並沒有形成“共識”。而雷墨本人是意思，恰恰是說，不論這里有多少問題、風險、不確定性，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沒有簡單遵從“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從結構上說無疑是鄧小平之後的思想，但是它與他的務實思想密切相關，即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試圖采取休克療法，實現大躍進。”…

工業化還有一個問題，它是第一次以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方式遠離自然、破壞自然。農業文明雖然沒有采集和狩獵那麼接近自然，但基本還是個自然經濟形態。有人類文明以來，最早是狩獵、采集，到第一次定居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一個是定居了，一個是依賴對土地的開墾。比較早的文明形態包括我們今天說的中華這種文明形態，晚近也有通過大牧場的，那是把農耕也工業化了（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而我們一直是小農為主，直到今天幾億農民分散作業，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也是基本的國情之一。…

怎麼才能面向未來？首先，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當然要從當前的問題說起，甚至一開始也只能是“初級階段”，不能因為一講和諧就沒有社會矛盾了，就馬上解決城鄉差距和東西差距了，用魯迅當年就說過的話，不管你多麼願意，總不能提著自己的頭發就飛起來，所以，我們還不是“騰飛”不騰飛的問題；其次，要拿自己和別人對照著說（因此要對外開放），但一說對照就有一個以誰為基本參照的問題：是以英國為主線（包括英美或歐美），以那個發展道路為最基本的參照呢，還是其他的社會也可以作為參照？比如，我們今天腦子里很少有“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了，一說就是“…

最後，究竟什麼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如果不是“北京共識”，那中國經驗究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在最近去參加世界歷史科學大會的“東亞的另類現代性”專題討論時，提出了一個命題，其中包含了幾層（比較“硬”的）意思：中國（1）十幾億人在（2）近三十年的時間里，（3）平均以高於8%的GDP年增長率，並在此期間，使（4）近三億多農村人擺脫了赤貧，（5）二億多（就地或異地）實現了非農化，且（6）沒有發生波及較大的內亂（革命、起義、暴動、災荒），也（7）沒有導致較大規模的對外移民、殖民、戰爭、侵略，還在發展中自我調整，（8）提出了改變戰略，走新的全面、協調、可持續之路，以（9）構建和諧社會，或者說，一個更加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在英國工業化以來，甚至是有史以來，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全球化和社會文化的多樣化是同一個發展趨勢的兩個緯度。全球化不是根據歷史決定論確定的鐵律，而是由人類的社會行動建構的，是建立在各國發展經驗的基礎上的。“中國經驗”也將為全球化的建構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目前的經濟已經進入新一輪的快速增長周期，在這樣一個關鍵的發展時期，中國關於“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的新發展戰略的提出，在學界和廣大人民群眾中，引起極大的反響，因為這是人們一直在期盼的一個新發展觀和社會政策選擇。



這個新的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可以說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思想，它是建立在“中國經驗”基礎上。正是“中國經驗”的基礎，使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