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識”這個說法是雷墨先生講的，按中國的標準雷墨還很年輕，他以前為《時代》雜志做編輯，在北京住了幾年下來，越來越覺得拿西方現有的關於中國的“筐筐”（STEROTYPES）來看中國當下的發展有問題，甚至有偏見，說不清楚，於是提出這麼個新的說法，以區別於“華盛頓共識”。很多人會說，哪有什麼北京共識啊？我們不是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嗎？

的確，我們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爭論，很多問題並沒有形成“共識”。而雷墨本人是意思，恰恰是說，不論這里有多少問題、風險、不確定性，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沒有簡單遵從“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從結構上說無疑是鄧小平之後的思想，但是它與他的務實思想密切相關，即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試圖采取休克療法，實現大躍進。”

其實，即使連所謂“華盛頓共識”，在華盛頓也是沒有多少人知道的，更不用說有什麼“共識”了，那不過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間很少部分人之間的“共識”。本書所收錄的Williamson的文章對此有很清楚的說明，“華盛頓共識”這個術語最初是在1989年提出的。在國際經濟學研究所舉辦的一個會議中，我在論文中第一次使用‘華盛頓共識’這一書面語，用以衡量OECD一直認為適當的系列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二十世紀50年代開始主導拉美經濟政策的發展經濟學舊觀念。”[1]

我第一次聽雷墨先生談他這個“北京共識”，是2004 年5月我們在倫敦舉辦論壇的時候，那時英文版的文章還只是個初稿，我當時印象比較深的，是他一上來就說“兩個最無視“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印度和中國——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亞等“華盛頓共識”的忠實追隨者卻付出了社會和經濟代價！”[2]

從2004年5月到現在，一年多過去了，《北京共識》也不脛而走，先是在《參考消息》，後是在各種網絡上，都有體現。我的考慮是，問題不在於是不是有所謂“北京共識”，而在於：身為中國學者，我們自己對於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變化有什麼說法沒有？如果還沒有“共識”，有沒有諸如“中國經驗”或“中國道路”這樣的可能，其不只是羅列一些現象，而是某種概括甚至是“模式”？

我們過去有一句老話，“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是毛主席講的。這個話教育了我們很多年，那個時候我們叫“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最終是要“解放全人類”。但究竟什麼叫對人類有較大貢獻？我們過去是不清楚的。1978年改革以後，鄧小平有一個解釋，叫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貢獻。而什麼叫把中國的事情辦好，我們又很多年也沒搞明白。轉眼間到了1989年，因為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全世界就開始封鎖中國，重新改變對華政策。我們78年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基本上是受到一片歡呼的。在我自己的印象中，80年代中期我在歐洲，那邊的輿論說中國什麼都是好的，那會兒是說到蘇聯什麼都不好，而到89年一下子翻過來了，一說蘇聯什麼都是好的，一說中國什麼都是負面的。[3] 1989年以後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連續幾年都講，我們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用這麼少的耕地養活了這麼多的人，解決了十幾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這是人類歷史上了不起的事情。那個時候我還在英國，當地人不大明白這個事。英國人老問我，說你們中國人到底要吃多少飯，他們就是不懂這個事，解決了吃飯問題，怎麼就是個偉大的貢獻呢。我說你們是所謂的“富裕社會”，真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啊！

我們過去多少年來，至少清朝中期以後，吃飯問題就成了頭等大事。19世紀後半期大20世紀前50年，這100年中許多動亂、起義、革命、戰爭，都與吃飯問題沒有解決好有密切關系。孫中山提出要“耕者有其田”，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後來經過土地革命，搞了土改，才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4] 1950年代以後又有合作化的努力，集體化的努力（包括被證明是失敗了的“大躍進”），都是試圖要把億萬農民組織起來，一個是為了解決多少年來的“一盤散沙”和“任人宰割”的問題，另一個就是要解決糧食生產或吃飯問題，那時叫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問題，現在叫“糧食安全”問題。中國這麼大，一方面糧食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援；另一方面，雖然國面積大，但是（人均）可耕地少得可憐，南北東西自然差距太得驚人，要解決這麼多人的吃飯，如果不組織起來，就可能今天這里水災那里旱災，逃荒啊，難民啊，在所難免，到了極端就是騷亂和起義。於是，在搞完土改後，就要搞合作社，“大躍進”失敗後，也只是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還是為了有個集體作基礎，不至於兩極分化。後來文革期間就“全國學大寨”，聽起來是很激進的方案，要幾千年的小農走高度集體化的道路，怎麼可能呢？但是在實際層面，“農業學大寨”的一個很具體的內容實際上是要解決吃飯問題，那會兒南方叫“過長江”，北方叫“過黃河”，要解決糧食畝產問題。1975年，毛主席身體已經很不好了，還不斷問，為什麼糧食產量大寨做到了，別的地方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三年行不行，三年做不到，五年行不行，五年做不到，十年行不行？所以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還專門到大寨去開了個全國農業工作會議，並代表中央做報告，要解決糧食產量問題。老實說，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們多少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才又由農民自己摸索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叫“交夠了國家的，留足了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直到今天，我們說改革的偉大成就，第一個還是這個，通過改革，基本解決了糧食問題、吃飯問題。

不僅如此，現在的問題確實是不一樣了。近代以來多少年一直都有饑荒災害、難民流離失所，現在則是糧食吃不完、藏不好，種糧不劃算。即使在寧夏、甘肅、山西、內蒙、雲南、貴州，在這些省的貧困縣，許多偏遠山村的老百姓也藏糧不少，他們已不怎麼擔心餓肚子、揭不開鍋，而是怎麼避免藏糧被老鼠吃掉或避免黴掉、爛掉。現在餓肚子揭不開鍋情況已經很少了，除了內蒙新疆可能因為一場大雪羊死掉了很多那種災害外，在正常年景下,吃飯對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基本不是什麼大問題，所以說我們不僅是脫貧，甚至也不僅是基本解決了溫飽，而是進入了初步的小康。從毛主席講“中國應該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到80年鄧大人說“把中國人的事情辦好就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再到89年以後連續幾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用這麼少的耕地解決了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如何了不起，再到今天，改革20多年下來，就要求我們回到中國發展的道路問題上來，就涉及到下一步怎麼走的問題。我們過去二十幾年的發展與改革開放，走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不僅用如此有限的耕地解決了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我們講“中國特色”，當然可以列出許多，但第一個其實就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許多領域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現在的問題是片面追求高增長（例如從技術上說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汙染為代價的增長，或者從結構上看以擴大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貧富之間的差距為代價的增長），還是在新的發展觀指導下走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更進一步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提出來的。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原來講的“實現現代化”是不一樣。最早提出的是工業化，從晚清民國就提出來了，晚清的富國強兵啊，民國的強國富民啊，都是要迎頭趕上，要使中國也工業化。到了“五、四”，提出科學與民主，就不只是經濟上如何工業化了，而有了要把中國建設成現代社會是意思，後來戰爭打亂了這個進程，不得不通過革命，革命以後再搞工業化，1950年代是第一個高潮，到了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加個限制詞是“社會主義的”，包含了在工業、農業、科技、國防領域的現代化，1975年四屆人大上總理抱病做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這四個現代化。1977-78年以後年再把它作為各項工作的重點。而這里的重點還是工業化。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過去講的工業化，基本是以西方特別是英國的經驗為基礎的。而在西方近代歷史上，工業化不只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它是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等共同構建起來的一整套從制度到觀念的東西，即所謂的“現代性”。但是，這絕不只是一個人口比重意義上的“城市化”（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或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的過程，而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它是通過對內建立雇傭勞動與剝削，對外侵略擴張、殖民移民，並把這兩個過程都從文化意識形態上加以合法化來完成的。那麼如果中國也要搞工業化，既不可能對外搞戰略擴張，對內甚至也不能夠通過搞剝削，所以搞了集體化、合作化、公私合營什麼的，想用社會主義的辦法來搞工業。這個問題，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怎麼從理論和實踐上不重蹈資本主義復撤，怎麼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