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才能面向未來？首先，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當然要從當前的問題說起，甚至一開始也只能是“初級階段”，不能因為一講和諧就沒有社會矛盾了，就馬上解決城鄉差距和東西差距了，用魯迅當年就說過的話，不管你多麼願意，總不能提著自己的頭發就飛起來，所以，我們還不是“騰飛”不騰飛的問題；其次，要拿自己和別人對照著說（因此要對外開放），但一說對照就有一個以誰為基本參照的問題：是以英國為主線（包括英美或歐美），以那個發展道路為最基本的參照呢，還是其他的社會也可以作為參照？比如，我們今天腦子里很少有“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了，一說就是“ 發達國家”如何成功，而很少去看包括我們旁邊的泰國、印度等，更不用說非洲了。當然我們也說日本加“四小龍”，據說是“成功”的，但是它們其實是美國為主戰後經濟-政治-軍事大格局里面長出來的，日本和“四小龍”的“成功”有很多的很特別的原因，也基本上是不可重復的，比如日本戰敗由美國軍事接管，接著變成冷戰的“前哨”、不沈的“航空母艦”，而“四小龍”在很大程度上，是搭在那艘船上走下來的。中國大陸那麼大，能搭誰的船啊？不但歐美把你作為“敵手”不要你搭，蘇聯如何呢？“一邊倒”也不成，只要你還要自己的獨立和主權，人家也就撤了。如果看看戰後的拉美和非洲、中東，沒有幾個是成功的，反倒帶來新的問題，比如依附性。最後，不論如何參照別人，最終還是要基於特定的歷史語境而走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也就是“中國特色”的道路，所以也不是機械地“接軌”不接軌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帶（政治的和文化的）偏見，看看中國20多年來走過的道路，你不得不承認，它確實走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叫“中國特色”也好，“初級階段”也好，它沒有照搬任何現成的模式，是最基本的事實。

而對於這個事實，或者，更準確地說，這個實踐，我們的社會科學，還沒有認真對待。現在提出的“小康社會”、“和諧社會”概念，就如20世紀30年代提出“具體實踐”、“延安道路”，改革以來提出“中國特色”、“初級階段”一樣，不應該把它們簡單理解為一個個政治口號甚至說辭、套話，在學理方面，這本來都是可以很有內涵也很有得可說的，因為它們都不是簡單套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模式。而且，它們也不只是對現實描述，它們其實也有可能變成分析性的概念，用在我們這兒它們更有闡釋力和生命力。這里有一個很大挑戰，究竟我們的學術界，這20多年來在理論上、思想上、學術上有沒有拿出分析性、解釋性的東西？本來，“小康”、“和諧”這些概念，不只是口號和目標，它們也可以變成分析性的，再用它們來說中國當下的事，就可能完全有不一樣的認識和敘述。不是戴著有色眼鏡指責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實際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這里發生的很多鮮活的經驗，獨特的做法，潛藏著不同類型的發展可能性。如果類似於“初級階段”、“中國特色”、“小康社會”、“和諧社會”這些概念也變成解釋性、分析性的概念的話，再用它們來看我們的經驗世界，就可以看出，“中國”真是不簡單。[9]

換句話說，我們的社會科學，不是簡單羅列一些誰都知道的問題就算是“發現”了，也不是再把這些問題用現存的（以西歐加北美的經驗為基礎的）概念理論套一下就算是“分析”了。極而言之，如果我們所羅列的“問題”，是連開出租的小夥子和賣冰棍的老太太都知道的“常識”，或者，我們所說的“問題”急不如媒體來得快，也不如統計部門來得準，更不如在第一線的各級官員理解得深，然後我們就拍腦袋開“大力丸”：大力發展經濟，大力解決三農，大力改革開放，大力加快城市化；或者，如果我們一看到這問題那問題（有時候確實是“問題如山”），就認定我們這不如人家、那不如人家，就只剩下一條出路（比如說英國式的工業化、城市化）可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為了它我們也只好去征服自然、損害他人，汙染環境也是合理的，差距再大也是合理的，再糟糕的事情也能被合理化。其實呢，最糟糕的事情是沒有辦法合理化的，比如侵略，你怎麼合理化？現在還有侵略，打著各種幌子，誰都清楚那是胡扯，無非是強權和利益。對我們來說，還有一點就是已經輪不到我們去侵略了，甚至輪不到我們去殖民，連移民也不行。不是講人權嗎？人不是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點不是有遷移的自由嗎？你十幾億人往哪里遷移？別說十幾億，一億也不行，一千萬也不行。說是自由市場，恰恰市場中最重要的因素勞動者，是不能自由流動的。於是，中國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也包括自我消化矛盾、內部解決差距，環境的破壞，福利條件差，等等，要在這個背景下來說明，因為已不能再走內部矛盾向外部轉移的老路，自己不兜著那怎麼辦？在很大程度上，“內卷化”（involution）啊，“大鍋飯”啊，是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自我消化的過程。而如果按照最基本的西方經濟學理性算計，中國是養不了這麼多人的，投入-產出，效益-成本，怎麼分析也是弄不成今天這個樣子的，你一畝三分地怎麼能走到今天呢，早不是自我破產就是侵略他人了，不是動蕩破產垮臺就是殺出去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了。怎麼沒有垮臺，也沒有殺出去？包括一次一次危急和“警戒線”。[10]

相反，倒恰恰是人多地少這個基本國情，孕育了中國特有文化，包括我們為之驕傲的江南文化。中國多少年來的的現實，如果不能用個人投入-產出、成本-效益來解釋，是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幾百年來，江南一帶人那麼多地那麼少，怎麼會發展出這麼一種高度文明，滋生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樣一種令人羨慕的生活方式？而那種生產和生活方式，就是過密化的、人多地少的，如果按照個人單位投入產出效益算的話，就那麼一點點繡花田，一家兄弟三個，一個人種畝產500斤，二兩人是800斤，三個人也才1000斤，按照投入鏟除算，邊際效益是遞減的，是越來越不劃算的。但如果不是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整個家庭為單位呢？全家七八口人要吃飯，兄弟三都去種糧，一個人種糧只有500斤，兩個人有800斤，三個人就有1000斤糧，按全家來算，這就是劃算的。如果這樣看區域發展也好、地域文化也好，包括多種文明形態和整個中國的人多地少歷史制約也好，恰好孕育出一個互助的基礎，不是道德上好不好、要不要互助，而是客觀社會條件就孕育出家、族、團、隊、社、群這麼一些東西。以前叫禮俗社會，倫理為本、家庭為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