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究竟什麼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如果不是“北京共識”，那中國經驗究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在最近去參加世界歷史科學大會的“東亞的另類現代性”專題討論時，提出了一個命題，其中包含了幾層（比較“硬”的）意思：中國（1）十幾億人在（2）近三十年的時間里，（3）平均以高於8%的GDP年增長率，並在此期間，使（4）近三億多農村人擺脫了赤貧，（5）二億多（就地或異地）實現了非農化，且（6）沒有發生波及較大的內亂（革命、起義、暴動、災荒），也（7）沒有導致較大規模的對外移民、殖民、戰爭、侵略，還在發展中自我調整，（8）提出了改變戰略，走新的全面、協調、可持續之路，以（9）構建和諧社會，或者說，一個更加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在英國工業化以來，甚至是有史以來，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經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長，現在的關鍵，一是保持好這個增長勢頭，但是要挑戰增長方式，走可持續之路；二是解決好社會公正問題，使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和人民大眾都能享受發展之果和改革之實；三是樹立起新的意識形態領導地位，使人們對最基本的政治倫理秩序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在行動上自覺自願的遵從。中國如果能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那麼，不論是叫它“中國道路”、“中國實踐”，還是叫“中國經驗”、“中國模式”，都是不為過的。

至於是否得到人家的承認，什麼時候被人家承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以中國之大，自己自覺承認自己的自主、自信和尊嚴，才是最重要的。

[1] 在這個意義上，“華盛頓共識”是比“新自由主義”新得多也窄得多的東西，更不用說比“新古典經濟學”了。

[2] 在正式發表的時候，這個句子挪到了整個論文的中間部分。

[3] 這個情況直到現在也完全沒改過來，甚至各種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也不斷出現。雷墨的《北京共識》部分地也是要回應這個問題。

[4] 在廣大的發展中社會，中國恐怕是唯一經歷了全面土改的。這個成果，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享受。如果沒有土改，包括1980年代初的分田到戶，今天的中國將不知道有多少人流離失所，成為“無地-無業-無家”的難民。

[5] 雖然經過百余年來的戰爭、動亂，經過幾十年大規模的“現代化”工程，許多文物已經蕩然無存了，但我們如果仔細去看列在聯合國“人類文化遺產名錄”上的，中國已經是第二或者第三（僅次於意大利），而如果不是因為來自聯合國的限制，中國恐怕早就是第一了。

[6] 在歐洲，至少在法國，人們還時不時引用周恩來總理1970年代初在北京被法國總統蓬皮杜問到“你如何看待法國革命？”時所做的既富有歷史感也具有哲學味的回答：“法國革命還不到兩百年，現在要評價它還為時太早！”

[7] 很少有人認真探討過西方歷史上戰爭（warfare）和福利（welfare）之間的微妙關系。諸如此類的還有內部矛盾如何通過戰爭、殖民等等向外轉移的，從而使內部越來越廣泛地具有了民主與人權。（參見G。Arrighi和B。Silver，《漫長是20世紀》，江蘇人民出版社，另見B。Silver遞交給第37屆世界社會學大會的論文。）西方的工業化、城市化，還有理性化、民主化，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過程被忽略了，那就是對內理性、民主的過程，與對外擴張、侵略，實際上不僅在時間上是重合的，在邏輯上也是互補的。

[8] 鄧小平，“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8頁。他還說過，“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9] 溝口雄三曾經寫過“作為方法的中國”（商務印書館），他是想說明在日本，學術界長期以歐洲為標準來看待世界（包括看待亞洲看待日本），而以歐洲為標準（“方法”）看待世界/亞洲，世界/亞洲是一個樣子，假如以中國為方法來看待世界/亞洲，則世界/亞洲會是另外一個樣子。最近，陳光興也寫過“作為方法的亞洲”，即我們也有可能擺脫歐洲中心論點眼光，重新以自主的眼光來看亞洲，看世界。

[10] 其實所謂“警戒線”，大多是很荒唐的。關於超過多少就是警戒線、達到多少就是進步的種種說法，大多撇開了歷史文化心理等因素。有些東西，在西方或其他地方也許就不是個事，但是在中國就不行，例如工人下崗，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失業”是體制性的應有之意，但是中國不行，所以有那麼大規模由政府推動甚至主導的“再就業工程”；再例如乞討，有的社會可以說是見慣不怪了，我們這里，至少大規模的乞討不行，中國文化里的“面子”不允許。當然反過來也一樣，有的東西在中國不是個事，那到別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下，就不行。不同的歷史文化下面的人們對同一個事情的理解容納可能完全不一樣，哪里有什麼整齊劃一的“警戒線”啊。

[11] 我記得三年前我在波士頓聽到已經93歲的大牌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ohn Calbraithe）說他自己擔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的經歷，他說“只是在印度做了幾年大使後，我才意識到，我原來的知識，有一半是錯的，還有一半也是不適用的。”

[12] 因此才有大農場、土地私有化等等主張，這些主張沒有回答，大農場或土地私有化以後，近9億農民去哪里。有人說是進城，城市化啊，卻沒有注意到前面提到過的，中國已經是5億多人在城鎮了，已經超過了英語國家（英美加澳新）的人口之總和，我們的城鎮究竟還能容納多少？大量人口又不能如歐洲當初那樣向外移民，還談什麼規模經營呢，越是大農場，就越有人變成無地之人，他們如果又不能及時在非農部門就業，就又成了無業之人，最後淪落為無家之人。無地-無業-無家，那還不無望嗎？其中個別人鋌而走險，搞自殺式爆炸，我們在其他地方已經看到了！

[13] 他還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即所謂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在他看來，如果我們實際地考察今天中國的商品流，資本流，信息流，人力流，等等，那麼，與其說是要西方國家來評判中國有沒有達到市場經濟地位，不如讓中國來判斷西方究竟有多少市場經濟。在西方各國，恰恰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太快，才紛紛主張貿易保護，主張限制中國的產品出口。這實在是個諷刺。（愛思想網站 2005-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