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在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中國為了應對全球化挑戰，既取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也付出了相當代價。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深刻的教訓，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不僅對於中國自己在未來的發展，而且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戰、利用自身優勢實現國家現代化，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發表的“北京共識”一文，使他在海內外一舉成名。這表明，近年來關於中國的討論受到國外輿論界學術界的格外關注。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其一，20世紀晚期，拉美經濟危機、東亞金融危機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都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直接相關，而新自由主義正是“華盛頓共識”的基礎，它們表明了建立在“華盛頓共識”上的“拉美模式”、“東亞模式”的局限。其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奉行自己獨特的現代化戰略和改革開放政策，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必然會有人從理論上概括和總結。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新課題，它們都在努力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而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得人們加倍關注中國的成功經驗，希望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東西。其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強大和崛起，勢必會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甚至對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產生深刻影響，因而也必然會引起西方發達國家的深切關注。

雖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識”可能更容易吸引眼球，因為它與早已聲名遠揚的“華盛頓共識”相對應，但我並不贊同這一提法，我更喜歡用“中國模式”的提法。“共識”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帶有明顯特征的發展戰略、制度和理念。簡單地說，“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提出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實際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國家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在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中國為了應對全球化挑戰，既取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也付出了相當代價。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深刻的教訓，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不僅對於中國自己在未來的發展，而且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戰、利用自身優勢實現國家現代化，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不過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正在形成之中，還沒有完全定型。它的一些典型特征開始初露端倪，但尚未充分展露。我認為，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應當從成功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兩個方面來分析，對於“中國模式”也應當從這兩個方面來觀察。

一、“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全球化時代，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沒有對外開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國內改革；而徹底的國內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對外開放。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僅需要跨國公司和外國的雄厚資本和先進科技，更需要它們先進的管理制度和思想觀念。國內政治經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說，就是向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觀念、科技、文化和制度。對外開放既是一個資金和技術的引入過程，更是一個學習先進觀念和管理制度的過程。鄧小平同志把“改革開放”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並把它當作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戰略，表明了他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所處的這種時代背景的深刻認識。

發展中國家應當根據自己的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發展既有利亦有弊，究竟是利大還是弊大，取決於發展中國家的戰略選擇。發展中國家並不必然是全球化的輸家，而發達國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贏家。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全球化挑戰時也擁有自身的優勢，只要政府應對得當，就可以成為全球化的贏家；反之，發達國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勢，如果應對不當，同樣可能成為全球化的輸家。在這里，成功的關鍵在於將自身優勢與全球化的優勢很好結合起來。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之一，正是采用了這樣一種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戰略。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穩定是發展的前提，沒有穩定就無從發展。但只有發展才能帶來真正的穩定，而唯有改革才能推動發展。所以，改革、發展、穩定之間存在著辯證關系，不能求其一而舍其他。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條比較實用的策略是，先穩定後發展，以發展促穩定，以改革促發展，實現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協調和平衡。正是遵循了這樣一種協調發展的策略，中國力求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軟著陸，並且比較成功地實現了社會的平穩轉型，在推進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整體變遷的同時，沒有出現國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蕩。

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市場經濟的邏輯力量在於資源的合理配置，它已經成為全球的抽象。因此，經濟改革必須堅持市場導向。但是，市場決不是萬能的，市場失效在發展中國家甚至比在發達國家更容易發生。因而，公共部門同樣要在資源的合理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是克服市場失效的必要手段。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場經濟並不必然排斥強政府，這里的問題不在於要強政府還是弱政府，而在於它在何時何地應當強大或弱化。中國在大力推進市場經濟的同時，始終維護政府的強勢地位，不斷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這是社會持續有序發展的重要保證。

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發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為了避免劇烈社會動蕩，適應全球化挑戰的改革必須十分審慎。一方面，由於改革的復雜性，簡單的“休克療法”不足為訓，而應當采取漸進的改革策略，努力實現經濟轉型和政治發展的軟著陸；另一方面，政治經濟改革並不只是一味地緩慢進行，該突破時必須果斷突破。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一個基本原則是，必須從總量上增加大多數人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使多數人從改革中得到好處。人們之所以說中國的改革獲得了成功，並不是沒有看到部分人的相對利益受損，而是看到絕大多數人的整體利益因改革而得到了明顯增加，使每一個人的絕對收益或多或少得以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