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講“小康社會”“和諧社會”，不是用兩個好聽的字拿來擺擺弄弄，而是要探索有沒有可能重新進入到一個分析的框架里頭。當然，說建構和諧社會有很多現實的依據。新的發展觀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有五個統籌，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城與鄉，東部與西部，中國的發展與外部世界，不理順就不協調、不和諧。為了建構和諧社會，除了決策上和操作上有很多工作要做外，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在認知層面上需要做的工作。“小康社會”也好，“和諧社會”也好，究竟什麼是“社會”？它究竟是個人的簡單相加，還是類的概念、集合的概念？人是合群的動物，它既是生物的、經濟的，也是社會的、文化的。也就是說，我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能把社會簡單還原為個人的，更不只是“經濟人”，不只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這里其實無所謂中外、東西，作為一個最基本的道理，不但老子、孔子明白，亞當斯密也明白，更別說馬克思、布羅代爾了。因此，看一個社會如何，除了看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利潤外，還要看社會的互信、親情、安全、凝聚、秩序等，這是整體上才存在、才有意義的問題，即只有在互相發生關系而組成一個社會（或一群人）時，才有這些東西可言，反過來說，也只是因為有這些東西，人才因此是群居的社會動物，而不是魯賓遜，馬克思說過，魯賓遜那樣是無法生存的。人與人之間互相關系、互相關聯，才產生一個群、隊、社，群與群才發生關聯。一旦把一切還原成個人，其實反而曲解了這個社會的現實。

我們今天如果把“小康”、“和諧”這些概念也如同“社”、“群”、“團”、“隊”等一樣，變成重新認識中國的分析框架和“方法”（paradigm），就有可能不是簡單重復汙染、拉開差距、擴大懸殊，就可能既不自殘，也不欺人。你用那麼有限的耕地怎麼養活了那麼多人，一旦真把這個“中國特色”總結出來，用自己的概念、理論真正把它說清楚，就是了不起的學問了。那就很可能不是簡單說中國這不行、那不行，也許恰恰相反：這里發生很多鮮活的經驗，獨特的做法，和不同類型的發展可能性。當然不只是中國的經驗，印度、非洲等，都會遇到源自西歐北美的理論的解釋力度或合理性的問題。[11]

再回到中國當下的問題。研究者必須要知難而上。發現一個個悖論解釋不了，我們要有理論勇氣，任何東西不怕去碰它。黃宗智的一篇文章“悖論社會與現代邏輯”，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他的“悖論”不是漢語里面的意思，paradoxical在英語里是“看上去說不通的，但實際上是存在的、是通的”意思。中國社會他認為是個paradoxical的社會，是一個按照西方邏輯是講不通的，比如說個人與社會，投入與產出，人與自然，按照這去看早就該崩盤了，但實際上沒有。這里的關鍵，他認為是實踐邏輯。我們確實有理論邏輯，但當理論邏輯和實踐相沖突的時候，我們也許更應該尊敬的是實踐邏輯。如果理論上講不通，而實踐上就這樣了，那可能就是理論錯了，就應該有別的理論來替代。當代中國有人發現西方不行，有些人就想回到孔夫子，回到儒家傳統。傳統里必定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雖然簡單回到儒家是很難的。我們從現在，比如說21世紀初的中國，要回到盛唐回到春秋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忽略晚清以來一直到革命以來的現代傳統呢？比如說講到改田改土的傳統、比如說全民識字的傳統、比如說合作醫療的傳統，等等。包括法制過程當中，用民事調節的辦法，而不是到法庭打官司的辦法，在許多情況下，是不是更符合中國的實際呢？如果說我們要換一個思路，再來看今天的問題，最後就可能會提出類似於秋菊打官司那樣命題，是簡單移植套用所謂法制呢，把法universalize，把它變成一個普適性的東西，還是意識到用法律的辦法也許是有限的辦法，或者是迫不得已的辦法，是至少自然和社會資源條件下允許才用辦法？而中國歷史上有過法家儒家道家等等，最後為什麼走到了儒家，其實恰好這個可能是和歷史、現實、和各種制約有關系。

回到人多地少這個“制約”， 當我們說它是個制約的時候，我們其實是認可了“人應該是少的，地應該是多的”，我們認可了這個假設：一個人不應該是一畝三分地，而應該是幾十畝或者是幾十公頃。[12] 人多地少究竟是一個制約還是一個優勢？我最近與幾個人口學家討論，他們研究了不同歷史時代，發現往往人多的地方恰恰就是經濟最好的地方，因此“人多是個負擔”的理論不一定是成立的。他們的研究發現，全世界哪里經濟最好，一看那里的人口總是最稠密的。古希臘以來，幾乎所有的經濟亮點都是在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你說人多一定是壞事？這樣一種討論是有理論視角的，而不是我說的經驗層面，描述幾個誰都知道的現象，也不是簡單套用投入-產出或成本-收益，利益最大化啊什麼的，然後就指責實踐這兒錯了那兒錯了。

如果是這樣來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來看待小康、和諧社會，那麼，包含著多種文明形態和多樣文化的整個中國，它的人多地少，既是歷史制約，也恰好孕育出一種互助的基礎。這種文明，它的社會觀、世界觀、天下觀是什麼？費老講“差序格局”和“多元一體”，就不是簡單套用西方的民族國家-現代化工業化概念，也不只是談理想、對未來的憧憬，而是分析我們怎樣可以通過“多元”來尋求“一體”，怎樣達到“合而不同”，這就是分析和闡釋，從這里才可以生發出真正的具有原創性的學術。

其實，和諧社會也好，小康社會也好，新的發展觀、五個統籌也好，都是可以包含一種新的思路。我們的社會學，我們的社會科學，不能麻痹到連現實工作中的人都不如。比如在實際部門工作的人現在到處講，過去確實是高增長，了不起，但是如果繼續那個模式，高耗能、高汙染帶來的高增長，而且主要靠政府投資來拉動，那麼這個東西是不可持續的，人家都有這個危機意識、創新意識，而我們還在用一些老的概念，例如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傳統社會要向現代社會轉型，農村要向城市轉移）等等，來解釋今天是變化，我們是不是也太不敏感了？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人民大學出版的《2004年度學術》上的那篇文章講中國多少年的發展、多少年的文明，後來事實上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模式。他（和其他人）認為其實中國的發展不是得益於什麼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而是得益於勤勞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我們沒有英國那個工業化，至少沒有走向那條道路，為什麼沒有走上那條道路，客觀上可以有很多解釋，但是它事實上孕育出了另外一種文明和發達的藝術。是勤勞孕育了中國盛唐以來的經濟和市場，但是到了晚清“大分岔”以後，在英國的工業革命面前，勤勞革命的傳統似乎就斷掉了。於是中國被迫也走上工業革命的道路。阿瑞吉提出：如果在中國的語境下把自己的勤勞革命傳統丟掉，走工業化的道路，現實的可能性有多少？

比如說你重走帝國主義道路、重走資本主義道路，究竟有多少歷史的可能性？中國原來有那麼多豐富的傳統、經驗，在今天是完全可以再生的，因為有基礎，中國的文明並沒有斷掉。他寫這篇文章時正好是我們提出新的發展觀的時候，他最後提了四點：第一，中國前所未有地重視協調發展和諧發展。我們提出新的發展觀，五個統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他認為是前所未有的，至於在實踐中遇到什麼問題還要時間和實踐來解決；第二，中國也前所未有的意識到了環境生態的重要性，但是怎樣一方面保持和自然有一個基本的和諧關系，另一方面又有幾億農民面臨著如何非農化的問題，如果不希望這個過程是一個掠奪自然、破壞社會的過程，同時又使幾億農民非農化，將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復興，以前人提問題的意識是中國這麼燦爛的文明為什麼會衰落，阿瑞吉提的問題正好相反：這麼一個晚清以後看上去好像要衰落的文明怎麼這麼短時間內就又要復興了？這後面一定有許多值得認真研究的東西，是不是“中國特色”“中國道路”在起作用？第四，我們不能指望發達國家都會眼睜睜看著中國復興，相反，他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來阻礙中國的復興，這種阻礙到底會造成什麼災難性的後果現在不好說，但是中國至少應該明白一條，那就是，它的復興越是以破壞環境、破壞和諧、拉大社會差距為代價，人家就越是有理由來阻礙這個復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