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樣才能搞好、即怎樣才能真正實現的問題。迄今為止，主張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人並不否定計劃經濟本身的優越性，而只是說人們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有計劃地行使自己的經濟行為，做不到真正的計劃經濟。他們也承認計劃經濟是個好東西，只是難以實現。甚至根本無法實現，是唯美主義，是空想。這種說法很有道理，計劃經濟是很難，至少比市場經濟難得多，並不是每五年制定一個經濟發展計劃、有一個國家計委、有了集中統一就是計劃經濟了，遠不是這樣。毛澤東時期說是計劃經濟，其實根本不是，“大躍進”是計劃經濟嗎？以鋼為綱是計劃經濟嗎？超英趕美是計劃經濟嗎？不是，是胡鬧經濟！是“想當然”經濟！是徹頭徹尾的“無計劃”的經濟！實事求是地講，那個時期只有政治，沒有經濟！真正的計劃經濟是理性經濟，是科學經濟，這就要求首先要遵守客觀規律，而不能與自然、與客觀規律對抗。與自然對抗，看上去很英勇，很有氣魄，但其實很愚蠢！計劃經濟不容易搞好，這不能成為否定計劃經濟的理由，人們最終應該、並且也能夠理性、科學、精確地計劃自己的行為，包括經濟行為，這是不容置疑的。

計劃只是一種手段，人們無論做任何事情，事前都應該有個計劃，計劃好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我們這里談計劃，是從純工具的角度來談。長期以來，人們對計劃經濟抱有反感，是因為它被更多地塗上了意識形態色彩，是執政者用計劃經濟來壓制人，而不是幫助人。以下三點認識可以幫助我們正確認識計劃經濟：第一，計劃經濟並不是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它同樣可以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第二，計劃經濟不等於政府壟斷，更不是權貴經濟。相反，計劃的實質是反壟斷的，並且只能建立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上；在有壟斷和存在著實力強大的豪強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計劃的；第三，計劃經濟不是命令經濟，計劃起作用不是因為它背後的行政權力的強迫和威懾，而是因為它使人們感到遵循它更夠獲利，根據理性預期理論，計劃是否正確任何經濟主體都是能夠判斷的。

此外，社會主義那種議行合一的政治體制也不能簡單否定，至少在國家發展初期是如此。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不穩定的因素更多，特別是發展初期，社會從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轉型，這時的社會是最不穩定的，而穩定又是發展的前提，因此，在這些國家，至少在發展初期，相對集權的權威政治比分權型的民主政治對造成並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局面更有利。

比如現在有人討論集權模式與分權模式哪種更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舉出中國和印度，說中國基本屬於集權模式，印度則屬於分權模式。舉出的事實是：在過去的30年中，從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看，中國是印度增長速度的兩倍。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發展比印度快那麼多？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政府主導，強力推動——即可以動用國家機器來強行推行發展政策，是中國發展速度遠高於印度的主要原因。人們看到，在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中，是黨和政府在為國家的發展制定計劃，同時用強大的行政力量推行這些計劃。然而這些在印度就做不到，因為印度是政府服從民眾，而不是民眾服從政府。印度總理辛格就曾經公開表示他很同意也很羨慕中國在國家發展中使用的高壓政策。發展中國家為促進經濟發展需要以下基礎設施：飛機場、高速公路、立交橋、大型電站，大水壩等等，而借助強大的行政力量則可以盡快地建設起這些對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這就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因為要這麼做你就不能尊重私人財產權，你就不能被公眾的意見所左右，而且你要有國家公有制，尤其是土地資產的國家所有，這樣才可能低成本、較容易地征用土地，從而在一個較短時期內大量地開工和快速地建起這些基礎設施。這樣的結論隱含的意思是：民主政治與集權政治相比，後者顯然有利於經濟的高速增長。當然，這只是一部分學者的看法，但經驗事實是無可否認的。

事實上，凡是實行了英、美式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國家，至今未有能夠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工業化進展最快，它們的君主專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為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使它們能夠將資金集中於重工業。戰後，日本和“四小龍”在它們的高速發展時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實際是專制國家（日本是自民黨長期執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權，香港是殖民統治，臺灣和韓國是軍人獨裁）。

當然，從長期看，權威政治是不利發展的，但它的短期效應、特別是“起步”效應、即初始推動作用是得到了事實的正面支持的。

福山就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成功，與中國的政治體制的優勢不無關系。中國政治體制最重要的優勢在於能夠迅速做出復雜的重大決策、並且相對有效地執行這些決策，至少就經濟政策而言是如此。他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優勢得益於歷史傳承，“中國在過去兩千年中一個偉大歷史成就，是創造出了高質量的中央集權政府，這個政府遠勝於其它多數威權國家的政府。”（同前引文。）福山也舉出印度為比較，認為，“印度的情況與此相反，新投資項目總會受到工會、遊說團體、農會和法庭的阻撓。”

中印兩相比較，使人們在計劃與市場、集權與分權的選擇方面出現了困惑，陷入了兩難！

中國發生的事情逼得學者們不斷地修改關於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種種預言。這里還是舉福山為例。自1989年發表那篇轟動性的文章以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雖然也曾不斷遭到各種質疑和批評，無數次地被人宣告破產，但他本人則一直“頑固地”堅持“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最終勝利”的基本論題。可是，面對中國“奇跡”，人們驚奇地發現：福山的思想居然也出現了松動！2007年10月，福山到布朗大學演講，在演講後的酒會上，有人問他：中國發展的事實是否會顛覆他的歷史終結論？他回答說，這大概還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目前他還是堅持自己的基本判斷。請注意：“目前”和“15到20年”這兩個時間限定詞，語氣中的遲疑和猶豫不決是顯而易見的。2009年，日本著名政論雜志《中央公論》9月號刊登了福山的演講和對他的訪談（題為《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福山的演講和對他的訪談經過中文摘譯寫成報道，在新華網上發布，已被幾百個網站轉載。這篇報道文章強調，福山特別肯定了“中國模式”的優越性，認為它會受到更多國家的鐘情。福山在演講與訪談中，雖然仍然沒有放棄他的一個核心理念：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之外的任何其他現代化模式遲早會面臨民主化的壓力，會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難以長期維系。但他同時指出，“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是否可以認為，福山此言，表明他對自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的核心觀點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並且對修改自己的觀點打下了伏筆？

無可否認，中國的發展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也正因為如此，伴隨著對中國的贊譽也有許多批評之聲，有些批評還相當嚴厲。但是，肯定中國的議論並不認為中國所做的全都對，否定中國的議論也並不認為中國所做的全都錯。爭論的焦點在於中國發展的質量上和中國發展的代價上。人們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政策中還是可以總結出一些經驗的，這些經驗是否能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推廣及復制尚不好定論，但至少對發展中國家有著借鑒意義。中國走過的道路對世界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又提供了一種新的選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來談論中國經驗。

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發展有一個重要的經驗事實：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到達一定水平之後，非民主的政體就很難維系，而且民主化轉型一旦發生也很難逆轉。這樣的歷史事實導致西方政治學中產生了一個經典問題：現代化與民主的關系。毋庸置疑，經濟發展水平與民主進程之間存在著重要的關聯，但是經濟發展是否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發生？這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1989年以後，肯定一方的觀點明顯地開始占上風，但是，學者們幾乎都有這樣的看法：至少在中國這個個案的結果出來之前，誰也駁不倒誰！其實除了最終結論之外，還有很多前期問題無法定論。比如“人均GDP到達一定水平”，這個“一定水平”的究竟是多少？答案一推再推。最早有人說是4000美元，後來又有人說是6000美元（1992年PPP）。而眼下的說法則是：根據經驗事實，目前在全球范圍內，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國家（除去少數石油輸出國之外）全部都是“自由民主政體”。這種語言含混不清，意思模棱兩可的說法當然還算不上是嚴謹的科學結論。

所有關於社會發展的理論和結論都將面臨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驗證——中國發展的驗證：年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之後，中國在政治上會發生什麼變化？盡管各自心情不同，但大家都在期待著這一結果。2009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4000美元左右，而且目前仍然保持著8%左右的年增長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GDP大約10年左右翻一番，按此計算，達到10000美元還要15年左右（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計算福山才說“還要等15到20年才能看得清楚”），為期已經不遠，等著看結果吧！（愛思想網站 2012-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