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還有一個問題，它是第一次以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方式遠離自然、破壞自然。農業文明雖然沒有采集和狩獵那麼接近自然，但基本還是個自然經濟形態。有人類文明以來，最早是狩獵、采集，到第一次定居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一個是定居了，一個是依賴對土地的開墾。比較早的文明形態包括我們今天說的中華這種文明形態，晚近也有通過大牧場的，那是把農耕也工業化了（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而我們一直是小農為主，直到今天幾億農民分散作業，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也是基本的國情之一。

而工業化呢，一個特征是遠離自然，把人組織到非自然的環境下，或者是創造一個比如工廠、車間那樣的東西，這些東西都集中在城市里，遠離自然，來搞生產、流通、交換、分配、消費；第二個特征是把大自然作為剝奪、掠奪的對象，把大自然作為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包括森林、礦藏、木材、淡水，一直到整個自然的一切，乃至生物和動物，都作為我們征服的對象，戰勝的對象，甚至是破壞和消滅的對象。所以即使是撇開資本主義這個緯度，只講工業化本身，它其實也是高度組織化的，第一個特征就是遠離自然，而為了遠離自然，就必須高度組織化，大規模的制度、設置，把人組織到一個個車間一個個工廠，使人成為一個個齒輪和螺絲釘（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對此有過經典的寫照），第二個特征是以人和自然的對立最後人戰勝自然為基本的預設，就是我們要戰勝它、征服它、消滅它。

回到中國語境，即使撇開資本主義對內剝削、對外侵略的維度，只講技術意義上的工業化本身，對我們（不只中國，還包括印度等後發的人口大國）也是很大的問題，我們有那麼多自然資源來征服、來消滅嗎？

從文化-意識形態上看，這個把世界日益工業化的過程，是與我們如何認識世界密切相關的。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甚至啟蒙以來）最基本的認識模式就是主觀/客觀、人/自然、文明/愚昧、現代/傳統等二元敘述，後者是要被消滅的對象。這幾乎成了我們今天的思維定勢或基本框架，說的無非就是如何使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如何從鄉村走向城市。它構成了社會學最基本的敘述框架。但是，這個敘述，實際上是以英國18～19世紀的局部經驗為主要依據的，而英國所復蓋的面積和人口，實際上是很小的，但它這個經驗所概括出來的東西後來竟然演變成了具有普遍主義（所謂的“普世性”）特征的理論。一切社會，不論他們的自然、地理、文化、歷史有什麼區別，都必須這麼做，借用馬克思的話，這給了英國“過多的榮譽，也給了它過多的侮辱”。

中國現在所走的道路，至少和18世紀以後英國的工業化的過程是不一樣，18世紀工業化的過程是在一個很小地方發生的，在此之前的淵源可以追溯到荷蘭、再到意大利，但實際上我們今天講的工業化，主要是指英國的工業化，它伴隨的不僅是內部高度組織化和遠離自然的征服，也包括對外擴張、殖民、侵略。回到中國這個語境，這個事情要復雜的多。中國語境下的人與自然、勞動與土地、包括農業文明與現代人的關系，其實和英國格局是很不同的。中國的整個歷史語境與英國/西歐差得很遠。中國由於“錯過了歷史機遇”（再也不能對外移民、殖民、侵略）、高度的資源制約（人均耕地、森林、淡水等無法與西歐比）等原因，不僅不可能重復英國式的工業化道路，甚至（更重要地！）它也不只是英國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中國的形成比英國/西歐的民族國家要早得多。因此，“中國問題”其實不只是一個現代英國意義上的現代性問題（如怎樣實現工業化或城市化）。當然，現代性問題在英國也不只是工業化城市化一個維度，它至少包括工業化、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等幾個基本維度，但即使如此，即使同時把這幾個因素都考慮進來，也仍然不足以把“中國問題”說清楚，因為我們說的“中國”，首先，它現在當然是一個民族國家，有自己的獨立的主權、明確的邊界，有自己的國民經濟和國家的根本利益（除了經濟的，還有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資源-環境的，等等），而且，可以說，就此而論，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中國”，它還很年輕，只是從1911年才開始有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外型”，從1949年以後才開始了獨立的“建國”過程，從1979年以後才有了比較“現代”的經濟基礎，直到現在它還有很多有待完成、有待完善的地方，財政金融啊，民主法治啊，稅收審計啊，這些制度都還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公民意識（權利-義務）啊，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啊，這些領域也有待加強；還有現在講得很多（也很時髦）的參與啊，透明啊，責問啊，賦權啊，都需要在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過程中來解決，從而真正使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國家）之林”，並進而不僅不受欺淩、不受歧視，還獲得尊敬。

其次，“中國” 不只是一個“民族國家”，它也是一片廣大的土地，大得就像整個歐洲大陸一樣，它本身就是一個大陸，即使單講它的經濟，也不是簡單地用“國民經濟”指標能說清楚的，在這里有多種經濟形態長期並存，有的是家庭經濟，還沒有被統計到“國民經濟”里去（大量的農村婦女實際上是在這個領域里從事經濟活動），偏遠山區里老百姓的經濟活動就大多沒有被統計進來；也有的是整個區域性的經濟，既不是這個省/縣也不是那個省/縣的經濟，很多也是統計不進來的（或者也有重復統計的）；關鍵還不在於帳面上的統計，而是很難用以國民經濟為單位的眼光來理解這里的許多經濟現象。比如“失業”，再比如“工資”，有許多行業的經濟活動，不在那個“就業-失業”的范疇里面，許多人也不是按“工資”這個概念來解決收入的。經常有這樣的尷尬：用所謂西方的“國民經濟”里的“失業”“工資”等標準看，中國經濟被預言了多次要“崩潰”了，超過“警戒線”了，結果呢，幾乎沒有一次是預言準確的。這里的關鍵，不是統計上準確不準確，地方上有沒有水分、摻假，而是這里是一整個大陸，是一個大陸型經濟，它的互補性是很強的，自我調節的能力也是很強的。一些人從正式崗位上失業了，很快可以在其他類型的經濟中找到收入來源，雖然不一定的一個一個的“工作”（job），也就不是一份一份的工資（“salary”），但確實是某種“活路”（work），因此也是一份收入（income）。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僅緩解了中國當前的就業壓力，而且解釋了中國長期以來的“低收入現象”。簡言之，一個大陸型的經濟，與一個比較小的民族國家的“國民經濟”，是應該簡單類比的。

再次，“中國”也是一個活著的歷史，在這里，幾乎所有今天發生的事件、過程，都有著鮮明的歷史色彩，都離開了歷史就解釋不清楚，這是因為，不僅學者文人，也不僅公務員企業家，幾乎所有普通老百姓，都有著如此強烈的歷史感，甚至都天生是歷史學家！這樣一個活著的歷史，既是理解今天的“中國”的一個重要維度，更是治理今天的中國是關鍵秘訣。反過來說，近代以來，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挫折、失敗，都是與一幫不懂中國歷史因此也不知道如何與老百姓打交道的所謂“知識分子”的食洋不化、照貓畫虎分不開。只要試圖切斷歷史（事實上是切不斷），幾乎沒有不碰壁的。而在廣大的農村和基層，不管人們受了多少“正規教育”，人人都是生活在歷史之中的，都是歷史的繼承者和敘述者。這在世界上應該是不多見的。

最後，與此相關但又有所不同的是，“中國”還是一整套古老的但至今還活著的文明形態，這個文明與西方的以基督教文明為主線的文明形態不同，它里面不僅包括儒-法-道-佛所構成的漢文化，也包含很多種直到現在還活著的“小文化”“小傳統”，因為中國是由多個民族、多種文化組成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集合體。現在，我們當然可以說傳統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少了，現代化來勢兇猛，甚至勢不可擋，人們早就或多或少地“西化了”。但是，如果不是只看表面，例如不是只看關心中國的老外們最為熱愛也常常是我們知識人自己最為痛心疾首的文物[5]，不只是看人們不穿中裝穿西裝，不用古典文言而說現代的（實際上是“西化了”的）白話，而是仔細去看中國普通人是怎樣思考、交流、交往的，就會承認，我們老祖宗的傳統還在，人們還是講“禮節”、重“情面”、認“親情”的，還是根據“差序格局”所形成的“遠近親疏”和“尊卑長幼”來為人處世的，既以此來安排日常生活，也憑此來考慮正式關系的。這也是“中國發展道路”的奧秘之一，它部分地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海外華人與家鄉還保持著如此密切的情感的和經濟的聯系，為什麼那麼多農民工雖然報酬如此之低（甚至還常常拖欠）卻每年把幾十億元現金郵寄回家。

所以，“中國”不僅在時間上遠比現代英國早得多，在內涵上也比英國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豐富得多。

但問題在於，我們幾乎總是用英國18世紀形成的概念、理論、范式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和實踐，而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總會不斷地遇到矛盾；當我們遇到矛盾的時候，總是認為一定是我們自己的經驗錯了。我們很少會去懷疑理論和概念本身（“資本”、“勞動”、“市場”、“國家”等等）是不是有問題或局限。我們很少會想，用這些概念來分析中國可能會有什麼錯。而這些概念、理念，其實是從局部的、很小很特殊的經驗里面出來的，但是我們總是不斷改變現實來適應這些理論，甚至不惜削足適履。我們有沒有想過，中國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國式的工業化這種方式來組織？這種組織方式再“成功”，也就是在很有限的人群和有限的地域里搞了二三百年，到今天也就在很有限的地域內解決了很有限的人的“城市化”問題。[6] 而人類社會有文字的歷史已經幾千年了，各種文明形態並沒有完全按照這個走下來，有的是消失了，但是有的還在生生不息地變化著、發展著，延續了幾千年甚至更長。它們的歷史要悠久得多，復蓋的人群要多得多，它能夠提供的解釋也應該是豐富的，最少有著自己的另外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