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有開放的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在中國，政治開放性是通過一種“內部多元主義”的機制設置來實現的，當社會上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時，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吸納它們進入政治過程。

中國如何影響了世界的民主進程

中國領導人已經在不同場合多次表明中國想要走一條不同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已有經驗的政治路徑，中國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在西方看來，中國並不是民主世界的一份子。既然這樣，中國如何影響了世界的民主進程呢？最近，筆者看了《經濟學人》兩位編輯約翰·米克爾思韋特、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共著的新書《第四次革命：重塑國家的全球競爭》。該書的作者認為，原因很簡單，即中國的經濟崛起：“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民主世界對經濟發展的壟斷。中國在過去的30年間差不多每十年就將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國精英認為他們的模式比民主更有效率且更不易出現僵局。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能夠解決在民主國家需要花費數十年才能解決的重大國家建設問題。比如說，僅僅在兩年內，中國的養老保險就新復蓋了2.4億農村居民——遠遠超過了美國公共養老金體系所復蓋的總人數。從非洲（盧旺達）到中東（迪拜）再到東南亞（越南）的國家都在認真對待這一模式。”

 作者繼續說道：“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美國和歐洲失去了它們作為榜樣的號召力和傳播民主的欲望。當美國政府甚至連財政預算都無法通過，更別說規劃未來的時候，發展中國家為什麼還要將民主作為理想的政府形式呢？”因此，文章作者的結論是：中國比以往的共產主義更加實實在在地威脅到了那種認為民主天生優越、並終將大行其道的西方觀念。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於：為什麼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屹立不倒？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政治並非如一些人所說的沒有改革，而是通過改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得到生存和發展。

開放性逐漸成為中國政黨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

 要理解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的學習、適應和變革能力。盡管中國政黨政治的概念和理論深受近代西方政治的影響，但中國共產黨基本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中國近代以來最巨大的政治變遷就是如何從傳統基於個人之上的王權轉變成為基於組織之上的黨權。中國自改革以來的經驗表明，中共遇到的很多問題從本質上看都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今天發達世界的很多其他政權也曾經歷同樣的問題，盡管在程度和復雜性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與那些不存在有效統治支柱的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的強大在於中共這一統治主柱的存在。

 總的來說，中共是一個學習很快的組織，不斷從其他國家和自己的歷史中吸取經驗。當前的反腐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反腐只是中共生存的最低要求。中共的生存和發展必須通過建立新的制度來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更新既是日益變遷的環境所致，更是領導層自我意識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生存和發展是有自身道理的，而非偶然。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形容中共的自我更新的話，那麼就是“開放”。

 開放性正逐漸成為中國政黨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歷史地看，任何政黨，凡是不開放的，都最終會變得排外和封閉，從而走向死亡。只有開放的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在西方，政治開放性是通過外部多元化，也就是多黨制來實現的。在中國，政治開放性是通過一種“內部多元主義”的機制設置來實現的，當社會上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時，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吸納它們進入政治過程，並通過各種制度和機制來體現它們的利益。亞洲的很多國家，即使具有民主的形式，也經常表現為家族統治。在中國，從社會底層進入政界的人數遠遠大於很多其他國家，包括民主國家。中共的統治至少到現在為止不以政治家族為基礎，它是一個利益高度多元化的群眾性政黨。

中國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權力交接制度

 中國政黨體制的一個核心特征是，政治開放性促進了政治精英以一種日益制度化的方式實現和平更疊，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權力交接制度。已故的鄧小平在生前成功地建立了一系列的重要政治制度來保障權力的和平更替，主要制度包括任期限制、年齡限制、精英選拔制度和集體領導等四項制度。

 第一是領導職位任期。一般來說，包括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其他重要職位（所有政治局常委）在內的領導人最多可以連任兩屆，也就是10年。這與很多西方國家的總統制並無太大區別。這就是說，盡管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基於民主之上的總統制，但它建立了一種防止個人獨裁的替代性方法。

 第二，年齡限制制度同樣非常重要。它為高齡政治領導人和官僚提供了一個退休制度。在其他政治體制當中，退休制度適用於公務員，也就是官僚。但在中國，退休制度適用於所有黨政官員，包括政治領導人、公務員、人大代表、社會組織負責人以及所有其他重要的政府和準政府組織。

 第三項制度是無情的精英選拔體制（meritocracy）。在很多政治體制尤其是民主政治當中，要想獲得政治權力，就必須獲得足夠多的選票。事實上，中國也在開始實行黨內票決制，測量某被考察對象（潛在的領導人）在他（她）的同事以及民眾之間受歡迎程度的時候，票決制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然而，在票決之前，還存在一個額外的選拔程序，這個被考察對象必須滿足諸如教育、工作經驗（在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級別上任職）和很多其他考核指標的所有要求。

 第四項制度是中國所說的“集體領導體制”或稱“黨內民主”。鄧小平設計了集體領導制，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成員們集體實行政治領導。這個體制以“內部多元主義”為特征。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成員之間有著制約與平衡。

 此外，中國政黨體系的另一個重要特征也值得強調，即它有助於推動政策的變化。理論上講，多黨制國家政策變化的障礙應該小於一黨制國家，因為政策可以隨著執政黨的交替而改變，然而情況通常並非如此。在許多民主國家，反對黨不再發揮建設性作用；相反，它們僅僅為了反對而反對。政黨之間互相否決，使得沒有政黨能夠做出有決定性的決策。中國卻不是這樣。盡管中國社會經常抱怨執政黨改變政策的速度太慢，但中國貫徹落實政策變化的速度比其他政治體制要快得多。

 盡管中共的創新不僅僅局限於這四項，但這些創新足以使得中共和其他共產黨體制區別開來。中共的生存和發展與這些制度創新分不開。同時，強調這些創新並不是說這個體制就沒有缺陷了。事實上，這個體制仍然面臨很多的挑戰。這里所要強調的是，這個體制是一個處於變革過程中的體制，它要通過更多的變革來完善自己。這個體制也的確在變化，並且變化的方向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更多的開放、更多的競爭和更多的參與。因此，應當把中國政治體制的總體特征（也是變革的方向）界定為開放、競爭和參與。

通過制度性的權力集中來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

 由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每個成員只負責各自的領域並在該領域享有較大發言權，政治局常委會內部的分工體制趨於向分散化發展。

 在深化改革的主題下，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高層已經成立了四個主要的新機構來強化制度基礎，以改變高層權力過度分散的局面。第一個機構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總體上的改革設計和改革實施。這一舉措顯示了習近平推進各方面改革進程的決心。第二個機構是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新機構主要是基於美國的模式，包括一個高度授權的安全專家小組，能夠操作國家龐大安全機構的控制桿。但是中國的這個機構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一個關鍵方面有所不同：中國版將擔負國內安全與外交政策的雙重職責。第三個重要的機構是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作為中國軍隊的統帥，即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也成立了第四個重要的領導小組，即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

 這些新機構的成立使得高層權力配置更加具有制度合理性。中國發展到今天這種局面需要通過權力的適當集中來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避免政策僵局，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再者，這種變化盡管會強化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但這不是個人的權力，而是制度的權力。這些都是正式的機構，可以公開透明地運作。只要是正式的，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就可以逐漸提高，並且也是可以繼承下去的。這就可以避免常委內部權力過度制約的局面。

 更為重要的是政治責任的問題。黨內民主很重要，但黨內民主不應當妨礙政治責任的承擔。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政治責任的承擔。高層權力如果過度分散，就會出現政治責任的混亂問題。之前的“集體領導體制”中過度的權力制約下就出現了政治責任無人承擔的問題。在一黨執政體制下，這種情況就很危險。我們可以舉越南的例子。前些年，很多人認為越南共產黨的黨內民主遠遠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紛紛到越南去“取經”。但實際情況又如何呢？今天的越南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四駕馬車”的局面，即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國會議長由四個不同的領導人來擔任，他們之間意識形態傾向性不同、利益不同、外交理念不同，並且背後是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團。筆者認為，除非越南已經準備好放棄一黨統治而走向多黨政治，那麼這種“多頭統治”機制很難維持下去。而十八大之後的中國剛好與越南走了相反的道路，即通過相對的權力集中來改善黨內民主的機制。隨著上述新機構的設置，中國的頂層有望克服權力過度分散的局面，而確立其明確的政治責任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繼續反對任何西方類型民主即多黨制的同時，也采用了黨內投票、分權和政治協商等不同的民主要素。把西方民主一些要素整合進自己的政治體制，是亞洲成功國家的經驗，那些不成功的國家往往是照抄照搬西方民主的國家。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

 
【參考文獻】

 ①約翰·米克爾思韋特、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第四次革命：重塑國家的全球競爭》，紐約：企鵝出版集團，2014年。

 來源：人民論壇（愛思想網站 2016-0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