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社會文化的多樣化是同一個發展趨勢的兩個緯度。全球化不是根據歷史決定論確定的鐵律，而是由人類的社會行動建構的，是建立在各國發展經驗的基礎上的。“中國經驗”也將為全球化的建構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目前的經濟已經進入新一輪的快速增長周期，在這樣一個關鍵的發展時期，中國關於“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的新發展戰略的提出，在學界和廣大人民群眾中，引起極大的反響，因為這是人們一直在期盼的一個新發展觀和社會政策選擇。

這個新的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可以說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思想，它是建立在“中國經驗”基礎上。正是“中國經驗”的基礎，使科學發展觀具有重大理論意義。

為什麼這麼說呢？對社會學來說，協調發展本身並不是什麼新思想，社會學建立的160多年來，經典的社會學家都在反復地重申這個主題：協調、秩序、進步等等。在社會科學中，社會學的追求“協調”、經濟學的追求“均衡”、法學的追求“公正”、政治學的追求“合作”，這都是一貫的學科理念，與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原則是一致的。但在現實社會中，並不存在絕對的協調、均衡、公正和合作，絕對化的協調、均衡，就會淪為缺乏激勵和活力的平均主義，所以在很多情況下，發展的突破和超越，恰恰是打破原有的所謂協調和均衡。中國的改革開放，引入市場機制，打破“大鍋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都是要破除絕對的平均主義，增加激勵，加快發展的速度，甚至是超常規的發展。然而，這種超常規的發展也帶來新的問題，就是新的失調和失衡，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嚴重的失調和失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說新發展戰略的重要價值，它的內涵的精髓，來自“中國經驗”的基礎。

現在的一個現象是，國外的多數學者比國內的學者似乎更看好中國的發展，國外學者中盡管也有說“中國即將崩潰”、“中國增長有水分”的一派，但更多的是認為中國的超常規發展將打破現有的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無論是提出“中國的奇跡”、“中國正在崛起”的還是提出“中國威脅論”的，都是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趨勢。而且他們從過去歷史上國家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帶來國際均勢失衡的經驗出發，很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產生難以預測的結果。但國內的學者接觸現實生活問題比較多，他們的經驗感受遠遠超出GDP的增長率，他們反而更容易對那些諸如中國的就業、收入分配、城鄉差距、社會保障、腐敗等難點問題憂心忡忡。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13億人口和幾百萬或幾千萬人口是不同的量級。很多事物的通行發展規則，放在13億人口的基數上都會發生新的變化。對人口小國來說的彰顯成就，除上13億人口也許算不上什麼，而任何微小差誤乘上13億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問題。比如GDP的增長率，由於中國目前每年仍凈增長800多萬人，中國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約1/30，所以中國經濟增長8％，只相對於日本增長2％，因此盡管有“崛起的中國、沈沒的日本”的說法，我們自己不要昏了頭的飄飄然。艾滋病、出生嬰兒性別比失調這種看似不大的問題，對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都有可能演變成大問題。

以上說的都是強調“中國經驗”的重要性，中國經驗將來肯定會改寫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理論，會修改社會科學各門學科的一些既有規則，至少從我的專業社會學來看是這樣。這是因為一個13億人口大國的超常規發展，提供了很多超出我們一般所說的“常態社會”的新經驗。

長期以來，社會學的主流，就是研究“常態社會”，即認為在常態的情況下，社會的變遷是按照一定的既有規則進行的，即便是社會的變革和轉型，也是長期變化積累的結果。社會學的主流思想，是堅信人的理性力量和社會發展的有序性，認為在社會發展領域不存在無法追尋因果關系的“裂變”和“突進”。所以，即便是專門研究社會問題的“越軌社會學”、“災難社會學”等等，也都是從“常態社會”的角度來考慮。社會學以往對失業、人口過多、貧富差距、貧困、疾病、犯罪、教育短缺、社會保障不足、環境汙染等社會問題的研究，也都是從“常態社會”的假設出發，把這些社會問題視為“常態社會”秩序的“失范”而已。

而且，很長一段時期以來，國際社會學界也被一種樂觀主義的情緒所籠罩，從貝爾(D.Bell)的《後工業社會的到來》、托夫勒(A.Toffler)的《大趨勢》到卡斯特(M.Castells)的《網絡社會的興起》，都在描述一種信息社會的令人振奮的前景。人們一直相信，我們對自然的征服和對社會的控制，將是一路凱歌的，新的技術進步將會自然解決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些問題。當然，國際社會學中過去也一直存在著悲觀主義的危機學派，特別是上世紀60-70年代,，正當西方發達國家陶醉於高增長、高消費的“黃金時代”時，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的研究報告，一些學者從人口激增、資源短缺、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的角度，發出驚世駭俗的警告。近年來也有從文化角度提出預警的，如亨廷頓(S.Huntington.)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F.Fukuyama)的《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但這類危機的判斷，常常被學術界主流排除在“規范研究”之外，總認為類似的危機預言，雖然轟動一時，但總是時過雲散，因為人類的理性戰無不勝，煤沒有的我們有石油，石油沒有了我們還有核電。直到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U.Beck）和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A.Giddens），通過“規范研究”提出“風險社會”（RiskSociety）理論，國際社會學界才開始認真地思考，我們是不是真的面對一個新的不同於傳統“常態社會”的“風險社會”。但國內社會學界，由於大家集中關注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開放中的發展問題，還沒有來得及反思“風險社會”理論對認識中國發展階段變化的意義。

“中國經驗”這個概念，對於真正理解科學發展觀的重大意義非常重要。從“中國經驗”出發，我們才能真實地了解中國發展中諸多社會風險的臨界點在那里，這些臨界點單憑既有的規則是推論不出來，不顧前提條件和約束單從原則推論出的結論往往會是虛假的。比如說貧富差距問題，規則中有一條是差距隨發展先擴大後縮小的庫茲涅茨（S.Kuznets）“倒U型”曲線，因為其他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如人均GDP1000美元），會出現人口增長停滯、勞動力緊缺，勞工的談判和討價還價能力大為增強，從而致使勞動力相對收益增長、資本相對收益下降，但中國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殊情況，所以近十年來在資本和技術收益都大大提高的同時，農民工的非技術工作的工資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農民工的權益也必須由政府出面來加強保護，中國的貧富差距仍然呈現快速加大的趨勢。再比如糧食問題，20年前國外就有“誰來養活中國”的說法，中國也的確每年耕地都在大量減少，而人口每年還在大量增加，但20年過去了，糧食沒有發生短缺，糧糧價在沒有大幅度增加糧食進口的情況下也沒有飛漲。什麼原因呢？數億人的消費結構變化會改變很多問題，水產品、蔬菜、水果、奶制品的大量增產，使城市人均年消費糧食從20年前的150公斤下降到今天的不到80公斤。我並不是說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不重要，但在我看來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是“谷賤傷農”造成的拋荒，而不是農民的種植結構變化。還比如艾滋病防止問題，以前中國對這個問題缺乏正視，甚至有點“家醜不可外揚”似的，現在中國政府公開向艾滋病宣戰了，因為SARS危機的教訓讓我們認識到，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密集大國，雖然84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對中國來說成人感染率不到1%，但我們並不清楚到什麼臨界點它就會出現超出常規的幾何速度擴散。中國的人口總量對一些既有規則的改變，增加了中國發展中社會風險的“突發性”、“不確定性”、“難以預見性”。

建立在“中國經驗”基礎上的新發展觀，將指導中國走一條“和平發展”的新路：這條新路對國際意味著，中國的崛起自然會會帶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一些變化，但這種變化是對世界和平、穩定、進步的貢獻，而決不會是威脅；這條新路對中國自身意味著，中國決心走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道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走有社會活力的共同富裕道路，堅決防止經濟、社會、自然的重大失調，堅決防止一切權貴資本主義的趨向。（愛思想網站 2005-01-13 ）